归善县县丞护兵毛冬那年十九岁。他身边的营勇们穿的背心也是红色的，头上戴着竹夹帽，腰间插两把烂鬼单刀和鸦片烟枪。尽管毛冬穿的是蓝衫裤，头上包的是黑布，但在渡河逃跑时还是被红头军揪住辫子捉到了。被俘后的他看到了“方圆脸孔，身躯肥大，穿官纱长衫”的郑士良。红头军把俘虏集中在一起，说“梦的站右边，醒的站左边”，结果多数俘虏稀里糊涂地站到了右边，毛冬也随了大伙。谁知，这两句话是会党黑话，“梦的”意思是“不服从”，要即刻砍头。果然，有个彪形大汉走到毛冬跟前，揪住他的辫子抡起大刀，手起刀落，毛冬身上的绳索断了，大汉说：“你跟我走！”于是毛冬成了这个大个红头军的护兵。

“他们都很温和。” 毛冬后来回忆说。

在起义军作战的时候，革命党人内部出了问题。

早在筹备广州起义的时候，一个名叫陈廷威的兴中会员被孙中山派到北江地区联系会党。他领了钱走了，可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具体事，写给孙中山的汇报信也都是假的。就在惠州起义进行的时候，钱花光了的陈廷威出现了。他跑到广东南海县衙门，见到知县裴景福，说造反的革命党人他全认识，能劝其投降。裴景福立即派心腹跟随陈廷威到了香港。陈廷威找到陈少白，见面就说：“好了好了，这次清官受了我们教训，他们知道利害了，他们现在找我出来调停，我已有了好办法，你能够叫他们停战吗？”陈少白自然不同意。于是陈廷威又找到杨衢云，杨衢云赞成，开出了停战条件：一、起义主要领导人按道府职别任用；二、每人准许带兵五千人；三、赏银洋“若干万”。杨衢云找到陈少白说：“我们势力如此单薄，岂有能达目的的希望，不如趁此机会，接纳他们的条件，大家做了大官，带着大兵，手上又有钱，等到势力养足，再从他们里面反出来，成功自易。”陈少白说，孙先生不会答应的，因为孙先生“只知革命，不知其他”。随后，陈少白给孙中山写了信。

孙中山的回电只有四个字：“提防七指”。

杨衢云早年在工厂学徒的时候，右手被机器轧掉了三个指头。

郑士良接到孙中山的电报：起义军改道向东开赴厦门，并准备在厦门获得粮械接济。

计划攻击的目标是广州城，为何向相反的厦门开进？

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儿玉源太郎劝说孙中山不要攻击广东，他说如果起义军攻击厦门就能得到日本方面的粮械支持。他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方案：厦门有好几家台湾银行的分行，存款至少有几百万元，起义军可以抢这些银行，尽管银行里的钱涉及驻台日本人的利益，但他可以保证起义军在抢银行的时候不受阻拦，事后也绝不会被追究。

孙中山需要钱，他正为筹措起义经费发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曾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说如果肯借一百万元，可以在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新政权中让刘学询担任首脑，至于愿意当皇帝还是愿意当总统由刘学询自己定夺——孙中山居然妥协到让清廷大员的幕僚来组织未来的民主政府，这足以表明他在经费上已经陷于饥不择食的困境。

儿玉源太郎的圈套是：日本人对厦门比广东更感兴趣。倘若孙中山的起义军攻击厦门并且抢了台湾银行，日本人就能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出兵厦门，然后一举占领中国福建。

孙中山接受了儿玉源太郎的意见。

尽管他知道，即使起义军顺利地抢到钱，即使他能顺利地到达厦门亲自指挥，从三洲田到厦门，三百公里以上的路途全是难以穿越的山岳密林，走到厦门后再折返回来，能否与新安、虎门一带的三千绿林会合不可预知，接下来对广州城发动攻击更是不可设想。

郑士良率领的起义军开始执行孙中山的命令。

在向厦门的移动中，起义军战斗数次，偶有小胜，但在永湖遇到清军主力后，战斗开始艰难起来。二十二日，起义军正在等待枪弹接济，一个名叫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出现了，他给郑士良带来一封孙中山的手令：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行决止。意思很清楚：起义终止了。

手令是真实的。

此时的孙中山已陷于更加困难的境遇中：首先是运来接济起义军的军火全是一堆废铜烂铁，日本的中间商用废品充当军火然后卷钱跑了。接着，日本内阁突然发生变动，山县有朋内阁倒台，伊藤博文组阁上台后，立即宣布了新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台湾总督协助中国的革命党。

起义军就地解散了。

那个为孙中山传递命令的日本人最终落入清军之手并被杀害。

孙中山为山田良政所写的悼词是：“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起义领导人之一史坚如在广州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