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五月，章太炎写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逐条批驳了康有为的论点，指出革命需要流血，欧洲革命和日本革命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就连康先生主导的戊戌变法，不是也以人头落地宣告结束的吗？章太炎以激愤的笔触，指摘康有为保护的光绪皇帝是个“不识菽麦”的“小丑”，是绝对不可以寄予任何希望的。至于满汉同化，章太炎认为，满人非但没有归化汉人，相反始终在压迫汉人，康有为的满汉不分实际上就是一副奴隶相，因为当今中国根本没有民权可言，只有满族皇室独享的贵族权：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可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邹容、章太炎的被捕，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创刊于一八九六年的《苏报》，本是上海一家不知名的报纸，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人主持，由胡璋的日本妻子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出报之后，销路不好，直到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因处理民教纠纷不力被朝廷革职，而他的哥哥则因戊戌年间的维新之事“被判永远监禁”。陈知县一怒之下把《苏报》买了下来，这张报纸从此由倾向保皇变法转而鼓吹革命。至一九○二年，《苏报》几乎成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机关报，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是主要撰稿人。

一张报纸的舆论之所以演变成一桩朝廷过问的案子，始自《苏报》为愈演愈烈的学潮欢呼。《苏报》开设“学界风潮”专栏，供稿最多的是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的最初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国民”。然而因为《苏报》连篇累牍的鼓动，爱国学社很快便成为一个反对清廷的舆论中心。学社散布各种布告，甚至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义勇队，义勇队早晚操练不止，大有揭竿而起的意思。更为严重的是，《苏报》连载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者反满措辞之激扬可谓史无前例：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砖，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如何？于颐和园如何？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做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清廷电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

《苏报》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