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的一方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梁启超一人独笔，几近孤军奋战；另一方以《民报》为阵地，孙中山麾下的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刘师培、章太炎等个个文辞犀利。梁启超在发表《开明专制论》后门前叫阵：“以上所驳，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民报》即刻奋起应战，特别出版号外，列举了双方辩论的主要问题，共计十二条。这十二条对为中国的命运同样舍生忘死的人为什么彼此“厮杀”提供了注解：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符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革命还是改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而双方的观点其实都不能自圆其说。

革命还是改良，这涉及暴力革命的问题。

革命谁都不反对，但梁启超主张“有序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大清王朝——“有序革命”就是“渐进方式”。梁启超认为，暴力革命一旦发动，难以控制，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和列强干涉等恶果。而“有序革命”，应该来自于“中等社会”的“善良之市民”。虽然“下等社会”的人都有黄巾起义的基因，但这些人的造反无一不是自取灭亡，即所谓流寇足以乱天下，“不足以定天下”。革命派则认为：“大抵历代之亡也，舍权贵篡位，蕃镇跋扈，外族侵入，三者之外，皆亡于人民之革命。”只要把人民控制在秩序之内，革命发生时就不会造成社会大乱。同时，革命不但不会导致列强干涉，反而能挽救民族危亡。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此时都走向了两个极端：革命和改良，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条道路，只要符合国情，两者都能成为合理的变革手段；而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列强干涉的危险始终都是存在的，这一点梁启超的判断并没有错。可是，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世所共睹，仅就中国漫长而顽固的封建统治来讲，除了暴力革命之外，难道还能对朝廷里的皇上和太后有什么指望吗？梁启超期望大清皇族来进行政治变革，至少在当时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但是，革命派对暴力革命抱有的绝对信心也令人担忧，因为发动暴力革命的基本前提，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民众理解并支持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一旦丧失了这个前提，暴力革命如果兴起，梁启超所担心的的确被后来中国政权更易、军阀混战的历史所证实。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先必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他的依据是：暴力革命就是用武力夺取天下，那么这个天下仍然要用武力维持，没有哪个武力政府愿意把政权交给没有武力的人民。对此，革命派反驳说，美国暴力革命后，华盛顿自愿放弃武力接受民选总统，就是成功的先例。但是，革命派的辩驳显然忽视了一个前提：美国暴力革命发生前，其十三个州已经实现了自治制度，这与在专制制度下发动暴力革命完全不同。最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孙中山曾设想，革命成功后，要经过几年的军政府阶段，才能过渡到宪政体制；而梁启超尖锐地指出：掌握武装力量的军政府有的是办法让人民尽义务，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有什么办法让军政府尽义务？

所谓暴力与改良问题的深层症结，是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