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欧洲与世界

无论如何，欧洲之所以能够掌控1914年的世界，并不是因为她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她的活力（dynamism）。法国诗人兼散文家瓦雷里（Paul Valéry）写道：“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依然恪守传统的时候，这个位于亚洲大陆一隅的小海角……明显地与众不同。”

在任何欧洲精神所及之处，触目可见的是最广泛的需求、最顶峰的成就、最雄厚的资本、最丰富的产量、最庞大的野心、最极致的权力、最根本的自然界改观，以及最繁荣的通讯与交易。①

19世纪时，欧洲人已经成为地球上第一批将自己的自然环境改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的人群。他们以蒸汽驱动的工厂、巨大的城市以及狂热的火车旅行，取代了缓慢推移的农耕、一成不变的乡村和依赖双脚的出行方式。截至1914年，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发展迅速，但是欧洲在经济上依然保有决定性的领导地位。欧洲不但生产全球56%的煤（虽然美国一国的产量就占38%），而且钢铁的产量也占全世界的60%（美国的产量为32%）。此外，欧洲的出口占全球的62%（而美国只占14%）。做一个欧洲人，意味着你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体系之中：它不但形成最早，而且依然保持龙头老大的地位。

欧洲的商人、旅客与投资者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逐渐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经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不是用简单的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欧洲人的商业习惯就会发挥作用。因为政府承诺货币与黄金以固定汇率自由兑换的国际金本位制，所以商品可以很容易地以某种货币出售，而以另一种货币付款。世界各国的公司通常会将国际账户设在伦敦。因为自1821年起，就可以自由地以英镑兑换黄金（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870年以后，也追随英国人采用金本位制），同时也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便宜而且最有经验的票据交换所、保险经纪人，以及货运代理商，所以伦敦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稳定、统一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城市。1914年时，美国公司的国外账户票据兑换业务，有70%是在伦敦处理。英国商号的船舶吨数，占世界船舶吨数的70%。

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这种“古典自由”（classical-liberal）体系的拱顶石。从1860年到1879年这段短暂的时期内，世界主要的贸易国家几乎都没有征收外国货物的关税，而且实际上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贸易限制。政府规章很少对国际间人和货物的流动做出规范。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时，无限眷恋地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他回忆道：

伦敦的居民可以一面在床上啜饮早茶，一面打电话向全世界订购符合自己所需数量、质量要求的各种产品，而且理所当然地预期货物可以早早送上门来；他可以在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将他的财富投入自然资源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事业，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毫不费事地分享他们预期的成果与利益；或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和认识，将自己的财富安全，系于任一大陆的任一富裕城市市民的优良信誉上。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立即使用便宜而且舒适的运输方法，到达任何国家或气候适宜的地方，不需要准备护照或办理其他的正式手续。他可以派遣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取用合用的贵金属；只要身怀铸币就可以远行外国，不必事先了解国外的宗教、语言或习俗；若略受干涉，他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侵犯，而且大惊小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状态是正常、必然而且永恒的，任何偏离这种状况的事件，都是异常、令人愤慨而且可以避免的。①

活力十足的欧洲人不只以到世界各地贸易或旅行为满足，也在世界各地投资。1914年时，欧洲人在发达地区及发展中地区的投资，已占世界对外投资的83%，如加拿大的矿业、美国的铁路、南美的电力公司、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园、埃及的棉花农场、南非的金矿、上海的贸易公司等。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国家里，只有智利拥有自己的铁路。即使是新兴的美洲巨人美国，也欠欧洲投资人很多债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在美洲的投资总计将近70亿美元，但是美国人在欧洲的投资总额却只有上述数据的1/10。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