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1914年的7月危机

首先必须要区分在1914年7月引发这场战事的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战争，以及随后使诸列强卷入的升级战争。此前不久，欧洲的政治家们已数次成功地控制这一类的局部冲突。

这次的危机始于一起政治暗杀，这种行为通常并不会导致战争。19岁的学生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暗杀了斐迪南大公以及他的妻子，当时大公正在巡察波斯尼亚省。身为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的侄儿，斐迪南是皇位的继承人。乍看之下，这好像是一件单纯的内政事件：一位奥匈帝国的国民在本国境内杀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但是，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热诚且坚定地拥护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南斯拉夫人与唯一独立的南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王国——统一的观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南斯拉夫人曾经在1876年到1878年间，脱离瓦解中的土耳其统治，却只是落入奥匈帝国统治。普林西普曾经接受过黑手党（Black Hand）的武装与训练；黑手党是一个致力于南斯拉夫人独立的地下恐怖组织，基地设在塞尔维亚。

然而，事件的核心是，塞尔维亚王国在普林西普暗杀事件中的涉入深度。从6月28日的暗杀行动到7月29日俄国展开动员的一个月里，危机始终围绕着塞尔维亚的共谋问题以及奥匈帝国为此惩治塞尔维亚人的行动打转。但是要了解这次的冲突事件，必须先回顾造成这场冲突的根源——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半岛：没落的帝国与兴盛的民族主义

1914年，由于拼凑而成的国家认同以及不安定的疆界，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极特别的地区。在19世纪初，三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瓜分了整个东南欧。高高在上的政府统治着被动的臣民，各地方可以自由地说着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种模式与正在西欧兴起的方式迥然不同。西欧是利用统一的文字与国家教育，主动地让公民变得更具同质性。自1815年以来，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就是以这三个帝国的兴衰，以及长久以来人们争取建立适当的新政府形态（迄今尚未完成）为核心。一般来说，独立的新巴尔干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实行的也是西欧同质性国家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极不适用于这块因帝国时代的容忍政策而混杂了各种语言、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土地。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占据维也纳唯一的出入门户，但在19世纪时已变成“欧洲病夫”，成为第一个失去掌控力的帝国。巴尔干半岛各省一个接一个地宣称民族自治，或者脱离土耳其独立：1817年塞尔维亚取得自治权，1829年瓦拉几亚与摩尔达维亚也争取到地方自治的权力；1832年希腊独立；1878年塞尔维亚完全独立，而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建立罗马尼亚）也在同一年独立；保加利亚则于1878年取得地方自治权，并于1908年独立。

就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独立，使巴尔干半岛极不稳定。一则两个邻近的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无法置身事外，这两个国家都希望能在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取得新附属国、新贸易伙伴甚至新领土，这使得它们经常爆发冲突，互不相让。有俄罗斯帝国为后援的保加利亚独立战争（1875—1878年），使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展开四十年的暗中较劲。以俾斯麦的德国为首的其他列强，则利用“利益均沾”的方式化解这场冲突。1878年的柏林会议削减了俄罗斯的新附庸国保加利亚的领土，奥匈帝国所得到的补偿是对塞尔维亚王国拥有强大的间接影响力，以及管理半自治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权力。看起来，利用所有列强联合起来拒绝任何一国称霸巴尔干半岛的容忍式外交政策，似乎可以压制帝国主义野心。

因为威胁到其他两个多民族的帝国，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独立变得更加暗潮汹涌。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很担忧“民族复兴”。俄罗斯统治北方动荡不安的波兰语地区、广大的乌克兰语及土耳其语地区，以及比萨拉比亚。比萨拉比亚地区恰好位于多瑙河口东方，是俄罗斯在1812年从土耳其手中掠夺的地区，现在罗马尼亚人以民族特性为由，宣称拥有该地区的主权。但是，和民族主义对奥匈帝国的存在所造成的威胁相比，其对俄罗斯的挑战实在微不足道。匈牙利的东南半壁——特兰西瓦尼亚——有很多罗马尼亚人，西南端则由克罗地亚人盘踞，北方居住的是斯洛伐克人。在奥地利，忧心忡忡的日耳曼人对北方的捷克人与波兰人，以及南方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其他的斯拉夫人，依然保有不稳定的统治地位。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残暴地统治他们的少数民族，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则寻求与某个民族结盟，以对抗其他民族。对于奥匈帝国来说，阻止俄罗斯人渗入巴尔干半岛上与他们同源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是不够的。奥匈帝国是通过扑灭所有的民族独立运动才得以幸存，所以阻止塞尔维亚人向奥匈帝国的南方扩展，变成维也纳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