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Eyre Crowe）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资深职业外交官，他在7月25日起草了一份外交备忘录，非常清楚地概述做为世界强权的英国所面临的选择。克劳爵士表示，如果俄国和法国决定应战，英国袖手旁观则下场可能会很惨。如果德国和奥地利获胜，就不再有法国舰队；德国将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孤单的英国将处于何种地位呢？”如果法国和俄国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得胜，“那么他们会用何种态度对待英国呢？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的命运又将如何？”①因此，如果德法开战，英国根本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而德皇和霍尔威格总理顽固地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则是7月危机中最致命性的错误。

克劳的推论说明，为什么虽然德国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动用海军舰队攻击法国海峡沿岸，却依然未能如预期般安抚伦敦。克劳也指出，英国并不是真的只为了一份形同“废纸”的条约——1839年保持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就决定参战，正如霍尔威格在获悉他所策划的局部战争竟蔓延成大陆战争时所发出的狂怒指责。德国在8月2日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确实比克劳的地缘政治学推论更有效地凝聚英国的公众舆论，团结一致地支持这场可怕的战争。但是在8月2日之前，英国的政治家就很清楚，真正的重点并不是比利时的中立，也不是条约的神圣性，而是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要求德国从比利时撤军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后，英国在8月4日上午11时，向吃惊的德国人宣战。

欧洲主要的强国中只有意大利在这场冲突中置身事外。虽然自1882年以来意大利与德国之间不但有正式的盟约，而且也因为大量的经济投资而有非正式的联系，但是在20世纪初期，意大利在经济上与法国的关系更密切。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民族野心是集中在上亚得里亚海以及巴尔干半岛沿岸，这些曾经由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统治的地区。如此的雄心壮志，自然让1914年之前几年里，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利益日渐冲突。意大利在与德国的盟约关系中所得到的利益，根本比不上奥地利战败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故在1914年的7月与8月，意大利依然保持中立。

除了意大利以外，自1815年以来第一次，所有的欧洲列强在1914年8月4日，投入一场仅在一个月以前根本没有人相信会发生的战争里。

2.3 战争起因的长期观点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缩小范围，观察了从7月2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开始，到8月1日至4日各国陆续宣战，那促使危机加速成形的纷乱一周。在那一周里，我们可以看见有缺点与容易犯错的人们，努力想要理解事态的发展，并且采取正确的应对步骤。从这个观点来看，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品格或者个人在外交工作上的失误，是极动人的诱惑。在1914年的7月与8月，没有一个列强达成他们的领袖想要的成果。德国和奥地利没能使战争局部化，而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利；俄国没能只与奥地利进行有限战争；德国没能让英国在他们与法国和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法国和英国无法维持可能是他们大部分人民期待的现状。1914年7月与8月的外交策略，写下了一个几乎是失败连篇的故事。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偶然的悲剧吗？是人类所犯错误的后果，打断了本来前景颇具希望的文明进程吗？

从较长期的观点来看，如此巨大的灾难似乎不可能只归咎于几个浅显的缘由。人们通常认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缺陷，迟早会引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主权国家体系并没有可以用来解决纷争的外部仲裁机制，而日渐高涨的种族民族主义，则使这些纷争的处理更加棘手。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加深的阶级冲突，诱使欧洲的领袖们走上选择战争一途。根据决定论的观点，即使列强可以勉强度过奥塞危机，一如他们之前曾经应付过的那些危机一样，但长远来说，现有体系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一场大战。

主权与国家的荣誉

欧洲与世界上的主权国家体系都没有考虑到当任何两个国家出现冲突时，可以向更高的机构求助，请求仲裁或调停；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人类最终极的权威，所以它的福利就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德皇曾经在呈递给他的外交备忘录边页上写着：“生命以及荣誉攸关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与他国商议的。”①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国家具有道德与法律上的主权；在1914年的欧洲，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之外，大部分的人接受利用战争来挽救国家免于衰退的做法。

所有的欧洲领袖都知道因为克制而使国家蒙羞的实例：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里的俄国、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里的德国，以及巴尔干战争里的奥地利。所有的国家也都知道近期发生的一些实例，在这些例子里，走向战争边缘却挽救了国家的声誉，例如法国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里的做法。欧洲大陆充斥着认定国家胜利是最高利益的主权国家，注定迟早会引爆一场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