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动机

一些人认为，列强之间日渐加剧的商业与殖民竞争，终将引发大战。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一书中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而变成垄断时，利润就会减少。因此，为了利润，欧洲的垄断企业就要在本国之外的全球各地争夺，如此一来必然会引发战争。

没有人能够否认在1914年的7月与8月时，殖民竞争与商业竞争确实在政治家的盘算里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曾经叙述德国在向东欧与南欧商业扩张时所遇到的挫折，如何强化了德国领袖在1914年时所感受到的包围感。就算他们没有建造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伯恩哈蒂（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1912年在论述德国所做选择（世界强国或没落）的论文中，不但以文化和商业的条件，也以军事条件来衡量“世界强国”。①

殖民-商业竞争加剧而导致各国在1914年时终于相继陷入战争的最明显的两个例证，是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以及德英海军竞赛。在20世纪初期，法国和德国都曾经大举投资摩洛哥。德国在1905年精心策划挑战法国在摩洛哥日渐壮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结果导致往后数年中，法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与军事费用的大幅增加。1911年发生的第二次摩洛哥冲突，英国与法国联合施压，迫使德国打了退堂鼓。毛奇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留下“如果再次出现这种示弱的举动，将对德意志帝国的未来绝望”的记录。德英海军竞赛迫使英国承认，即使新建了无畏舰队，但是如果没有法国的协助，他们还是无法保护大英帝国的海上通道。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经济利益与军事计划的关系更加紧密。

但是，认为商业与殖民竞争是造成1914年那场无可避免的大战的唯一原因，是一个错误。德国和英国的商业界认定彼此是最佳的贸易伙伴，而且两国的贸易在和平时期最为繁荣，从他们在1914年6月时协议联手修筑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而可见一斑。在7月危机时，伦敦的商人与银行家持反战的意见。殖民竞争并不是决定1914年各国结盟的必要因素。毕竟，英国和法国曾经因为激烈的殖民竞争而在非洲与近东地区处于对立，而且英国也因此在伊朗和阿富汗与俄国为敌。在1871年到1905年之间，法国和德国曾经极力避免殖民竞争，而英国和德国也曾经在中非、北非及远东地区有过合作关系。事实上，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失利之后，就放弃了远东的殖民利益，这个转变使巴尔干半岛和欧洲本身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国内纷争

国内的革命风气是否促使某些欧洲政治家对外采取比较好战的姿态？在1914年前夕，欧洲有些国家的国内冲突确实有大幅加剧的趋势。在法国，从1906年到1909年间，罢工非常严重，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而在1913年保守派成功地将服兵役的年限增加为三年之后，1914年的选举结果导致左派分子占据多数，再次将整个问题公开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曾经是1912年时国会的最大党，而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制也正遭受严厉的抨击。1914年7月，意大利的“红色星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血腥的罢工潮。至于奥匈帝国，在维也纳文化的辉煌外表下，怀有异见的少数民族这个难解的问题更加恶化；诙谐一点的说法是奥匈帝国的处境只是令人绝望，但是并不严重。俄国沙皇、贵族与保守派人士，始终担心1905年失败的革命会再度卷土重来。即使是英国这个镇静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堡垒，在1913年与1914年时，也因为三次愤怒的民众街头运动而受到撼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1914年8月全面罢工为巅峰的罢工潮；以及来自右翼的、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军官和英裔地主威胁要发起内战，而拒绝接受授予爱尔兰自治的法律。

重点并不是在1914年时这些国家是否确实濒临爆发革命的处境，而是国家领袖是否如此判断，以及他们要如何应对。一些政治家，包括自由主义派与保守主义派，担心战争的纷乱 “意味着比1848年时更糟糕的局面”①。但是，也许是战争可能会增加革命危险的信念，促使德皇相信俄国不敢向奥地利动武。其他政治家（大部分属于保守主义派）相信，利用成功的对外战事或战争恫吓刺激沙文民族主义（jingoistic nationalism），这是解决内部歧见最有效的方法。有些奥地利领袖相信“利用积极的外交政策控制国内的动乱”。②俄国的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告诉沙皇：“除非顺应民意，与塞尔维亚同一阵线宣布参战，否则将陷入革命的危险之中，而且或许会失去皇位。”③

只有最坚定的决定论历史学家指出，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必然会产生利用对外争战转移阶级冲突的作法。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例子说明欧洲政治家单纯只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而制造国际危机。不过，我们可以说，当国际危机到来时，有些欧洲的政治家宁可冒险，因为他们相信成功的对外战争可以强化他们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最低限度，他们知道在国际上蒙羞会导致革命，如同俄国在1905年败在日本手中之后就发生革命一般。即使是英国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在细察7月26日发生于巴尔干半岛上“近四十年来最危险的局势”时，也发现了一些足堪告慰的事：“可能附带有避免厄尔斯特地区爆发内战的影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