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体系

在过去的时代，欧洲体系还出现了其他严重的瑕疵，限制了1914年各国领袖们的选择。在战争之前，法俄协约与奥德同盟已经更具约束力。然而，危险的并不是同盟协议更坚定的言辞，因为列强并不认为有义务在违背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支持盟友。举例来说，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法国并未协助俄国。危险的是，列强之间日渐膨胀的那种觉得自己的安全必须依赖继续维持同盟势力的感觉。与1890年前同俄国和奥地利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俾斯麦不同；1890年以后，德国的统治者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由于和意大利的关系日渐疏远，在1914年时和奥匈帝国站在同一阵线的德国感到相当孤立无援，并且系附在奥匈帝国那不确定的命运上。如果没有俄国的支持，法国不可能独撑大局对抗为数众多的德国人；如果俄国处于对德国开战的边缘，法国不能冒着未来会被孤立的危险，而只给予含糊不清的支持。即使是不承担明确军事义务的英国，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强大而友善的法国，是否依然能够保有安全的未来。渐渐地，强大的武器使各国都变得比较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即使盟友正在冒险，列强仍须予以支持。

战争机器

战争的工业化也窄化了1914年时政治家们的选择。在1890年到1914年间，不只是欧洲战争机器的规模倍增，军费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占国家收入近5%，②而且战争机器也变得极为复杂。对于战时铁路的使用，仍然重视其数量，但自19世纪60年代起，又开始强调其速度。首先必须将民用铁路转成军用，必须在数小时之内利用铁路运送数百万预备役军人与大量的大炮、弹药和补给品。虽然实际的动员行动会煽动他国也开始进行动员，然而，唯有及早动员，才能应付潜在的危险。此外，因为改变计划可能会造成混乱，所以不论是否适合目前所面临的危机，都必须遵从既定的计划。

7月30日俄国的总动员、德国实施施里芬计划，以及7月30日法国“掩护部队”的提早动员等种种行动，让我们得以知道技术性要求会如何迫使外交策略失控。即使在英国，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在7月施行夏季例行演习后舰队不得解散的罕见措施。在依赖铁路运输的年代，一般国家唯恐突然遭受攻击，甚于落入不受控制的反应过度。

行使选择权

我们已经了解在1914年时，有哪些欧洲国家、经济与军事体系的特点，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如何限制了政治家的选择。在1914年7月与8月的失误，不单只是错误估计、疲劳或者仓促而已，还牵涉到更多的因素。然而，如果只强调这些注定1914年战争要发生的先决条件，而忽略欧洲领袖的自由选择权，那么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会不满。历史学家对于选择权的行使，与限制选择的条件一样感兴趣。在1914年的7月和8月，奥地利领袖决定惩治塞尔维亚的原因，不单只是皇室王储被杀。德国皇帝和总理为了重申德国的活力，而支持奥地利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俄国早在1908年就已经决心阻止奥地利取得进一步的成功。正如英国的外交大臣在8月3日告知下议院的那样，法国与英国领袖决定：“如果参战，我们会遭受苦难；但是如果袖手旁观，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丝毫不减。”①

应该认识到，那些选择并不限于在单纯的“和平”或“战争”状态之间作选择。国家领袖在可接受的、不断增加的战争风险，与不可接受的、不断增加的国家蒙羞、孤立或没落的风险之间，一步一步地作出决策。1914年的欧洲人对于在20世纪时列强将兴起什么样的战争毫无概念，所以在每个阶段，战争风险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第一支渴望作战的军队开赴前线时，随之而来的战争的持续时间、狂热与暴力的程度，都将远超过人类所既有的任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