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独立的下层中产阶级缓慢而且痛苦地萎缩，但是领薪的下层中产阶层却急速地成长，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另一群潜在的群众追随者。马克思曾经预期工业进步将会产生更多的无产阶级。然而事与愿违，19世纪90年代时，北欧与西欧工厂劳工的比例，始终大约维持在总人口的1/3。虽然产业工人的绝对人数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的相对人数却因为下层中产阶级，或者被称为第三产业从业者（白领雇员、办事员、负责销售与配销的劳工），以及低级公务员等的大幅增长，而持续下滑。这些是20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欧洲国家中，人口成长最快速的一群人。虽然他们和任何产业工人一样，为了薪水而工作，但是很多白领雇员却坚守某些中产阶级的体面象征。很多漫画所呈现的景象——穿着手肘已经磨光的黑色西装、公文包里只装著作为午餐的萨拉米香肠的德国或奥地利小公务员——与现实相当接近。只要能够给他们安全或进步的承诺，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就会支持民主制度。但是处于危机之中时，他们深恐自己会沦为无产阶级。虽然其中有很多人讨厌自己的老板，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变成社会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身份。欧洲的下层中产阶级曾经为1848年革命的街垒战贡献颇多，在20世纪时，他们甚至为法西斯右派分子，提供了更多的群众力量。

战前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阶层的颓势也很明显，但这并不代表自由主义宿敌的胜利。19世纪末期，人们已经不再非常严肃地正视传统保守派以信条及世袭威权的神圣权利为名义，对自由主义发出的挑战。重要的变化是在自由主义先前的大本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者对人类进步以及人类普遍具有理性的信心不再。我们在之前的章节内容中，曾经审视过很多19世纪的自由主义假设受到挑战的层面——视觉艺术、哲学、心理学与科学。①有些挑战者本身，如未来派画家马里内蒂，积极参与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蔑视自由主义的狂热行动中。

因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心灵宇宙的瓦解，使某些欧洲人更加微妙与间接地投入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末期，有些人的心中有着不祥的预感；有些人对丑恶的城市和工业社会、对过度破坏的知识分子、对男性支配地位衰退的感觉，以及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任性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因为感受到欧洲正在衰颓而惊恐害怕。对衰颓的恐惧，很容易就转变为宏观的历史悲观主义。在软弱的第三共和国统治下，以莫拉斯为代表的法国人估计他们民族威望的衰退程度；意大利人缅怀已经消逝的罗马帝国；以舒纳勒（Georg von Sch?觟nerer）为代表的奥地利日耳曼人，认为奥地利人已经被淹没在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人海之中。他们带着渴望复兴的心灵，寻找纯净的种族、群众的热情、男性的坚强、民族的统一，与独裁主义的统治之间，可以彼此相辅相成的补救方案。

19世纪初期，想象民族自决的国家将能组成一个如家庭般和睦、宽容的国度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晚期时已经变得更加封闭与排外。与此同时，种族概念更加流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经把所有跨越头衔和身份地位的界线而将人们团结起来的人类特性，视为至高无上的特质，但是在19世纪的欧洲蓬勃发展的探险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却重新发现了人类的差异。他们将那些差异归因于种族。种族思想以反犹太主义的形式，在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欧洲人之间蔓延开来。19世纪80年代之后，俄国沙皇“俄罗斯化”所有境内少数民族的努力，刺激人民仇视因受法令限制而必须集中居住于俄罗斯西部和波兰隔离区的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以后，攻击犹太人商店和住所的大屠杀，导致数千人葬送生命；战前最残忍的一次大屠杀发生于1905年10月，当时在敖德萨有三百多名犹太人惨遭杀害，而当局却袖手旁观。19世纪90年代，因为俄罗斯东正教犹太人的移民，使西欧人对这些外人产生敌意。中世纪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现在因为种族差异的主张，以及对犹太人可能会削弱国内的民族同质性的恐惧，而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