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1914年之前，法西斯主义万事俱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它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创造者。同时，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战争扩大并融合这些各不相同的要素。战争破坏了整个战前欧洲的秩序，其中以年轻人受害最烈，以致于那些不愿意接受以苏维埃模式进行改变的国家，全都开始寻找可以承担新紧急情势的“新道路”。战争也暴露了人性邪恶与不理性的一面，证实了战前人们对自由主义假设的批评。

战争使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群众追随者倍增。所有人都已经投入战争，这些年轻人中，曾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钢铁洗礼”，具有“前线战士”的心态，因此变得冷酷无情以及满心怒火。后来成为墨索里尼伙伴的巴尔博（Italo Balbo）回忆道：

当我从战场上归来……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厌恶政治和政治家，在我看来，他们出卖了士兵的希望，让意大利屈服于可耻的和平，让意大利人的英雄传统彻底蒙羞。我们是为了夺回出卖一切理想的乔利蒂的乐土而奋勇作战吗？不！为了彻底更新一切，我们宁可否定一切、破坏一切。①

那些没被和平时期单调沉闷的工作所吸纳的退役军人，寻找可以延续战壕里那坚定、阳刚的同志友谊和忠诚情感的方式。若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或许只能结成勉强算是街头帮派的组织。但是，战时的社会变迁为他们提供了一群群众追随者：社会混乱对先前生活无虞的中产阶级的地位造成威胁。工人的兴起使有身份地位的人感到恐惧，不过，因为大战的庞大冲力刺激产业集中，让小企业主深感惶恐。不过，对中产阶级来说，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

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形在1918年时并未好转。法国在战后经历了为时短暂的稳定期之后，1924年到1926年间，法郎就贬值到只剩战前价值的零头。当1928年时法郎以战前汇率值的1/5的价值稳定下来时，使那些战前每一法郎的存款现在只值二十生丁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为战争所付出的损失与收获不成比例。意大利通货膨胀的情形持续恶化，而在被分割后的奥匈帝国领土上，情况更加严重。四口之家购买一个月的食粮，在1919年7月，大约需要2500克朗；到1922年7月时，必须付出29万7000克朗才够。②1923年时，德国那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通货膨胀，已经让人民无法以货币购买任何物品。所有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必须仰赖慈善救济度日，而支撑中产阶级自立的基础——储蓄、投资与年金——已经消失不见。

法西斯主义最后的催化剂是革命派社会主义的威胁。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但是新兴法西斯主义的版图，恰巧与1919年和1920年革命爆发的分布图颇为一致。有些欧洲人依然完全信赖传统的保守主义。在1917年到1920年西班牙爆发激烈的工人冲突之后，就由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将军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掌握了这个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的绝对威权统治下，未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国家的政权。一个除了憎厌政党政治以外，全无任何清楚政纲的军人集团，于1926年推翻了葡萄牙共和国。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战胜国在他们现有的议会制度架构之内，解决其战后问题。1923年时，只有一个欧洲国家——意大利——拥有这种新风格的政权，虽然有些欧洲人也仿效法西斯主义的制服、黑色衬衫、法西斯主义的辞令与腔调，我们仍然无法确知法西斯主义散布的范围有多广。

不论如何，面对未的来紧急情况，法西斯主义依然可以利用。当面临经济萧条或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现代衰微所导致的文化崩散，以及阶级斗争而导致国家分裂时，惊恐的欧洲人最好转向组成能强有力地整合经济、文化与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