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回归“常态”

美国总统哈定以“回归常态”的说法来描述这段时期。但是对于经历了四年大战，接着又是四年战后混乱岁月的欧洲来说，什么是“常态”呢？20年代晚期，主导西欧议会制国家公共生活的、温和的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使19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再度复苏：扩大议会制民主政治，个人的自由权，及以私人企业为基础、在政府最低限度的干预下运作的市场经济。因为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英国与法国——不但赢得了这场战争，遏制了革命风潮，而且已经恢复欧洲最高的生活水平，所以在20年代晚期的欧洲，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这些价值观似乎比较“正常”。然而问题是，那些“正常”的19世纪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战后的世界有多适宜呢？

新自由主义经济：解散战时政府

没有人期望战时政府狂热的努力或严厉的管制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一旦完成军队复员并且安定了国内秩序以后，各国就会开始解散各种战时应对战争而设立的局部机关。1922年时，苏联以外各国的战时机关几乎都已解散殆尽。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主张经济和社会决策最好留待自由市场决定，而“常态”则意指尽最大可能恢复这种状态。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战时的经济管制是在紧急情况之下，不得以却令人厌恶的权宜之计。“我们希望繁荣商业，”英国的保守党（托利党，Tory）党员英奇凯普（Lord Inchcape）勋爵如此说，而且：

不要花时间与政府的办事员争吵，随着经济部起舞，求见委员会，用甜言蜜语哄骗领事们，让他们批准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为白厅（Whitehall）派来的调查员打开帐簿、票据和发票，并且忍耐烦恼和损失来证明每件交易的正当性……，接受某些官方的审员。①

但是，即使是在最没有国家干预传统的国家里，也无法完全恢复到昔日世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护照的核发虽然是件小事，却是证明这项事实的实例。1914年，除了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外，欧洲人可以在整个欧洲大陆自由来去。但是在1918年以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求旅客携带护照。

因为即使是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结构也没有为市场力量留下自由运作的空间，所以要恢复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结构，甚至比恢复无限制的自由旅行还要困难。19世纪80年代之后，除了表现卓越的贸易国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利用关税或其他的贸易限制手段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对内，政府介入并保护公司行号和他们的劳工对抗，而且他们对防范劳工联盟的警戒心，更远甚于对雇主联盟的警戒心。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已经开始监督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并且支持健康与退休保险计划。在英国，劳合·乔治曾经承诺过，战后要建立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国度”，不过，在放任一切自由发展的情况下，他要如何兑现这项承诺呢？

事实上，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建议在欧洲恢复犹如神话般的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也没有企业家或有组织的劳工愿意接受这样的目标。自由主义者希望在与1914年时类似的世界金融、贸易和银行体系里，尽可能恢复企业家在战前曾经享有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反映这些意图的最明显的征兆是重建国际金本位制。英国首先于1925年重建金本位制，随后除了苏联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建了金本位制。

但是，即使是在20年代晚期欧洲经济最繁荣的时候，也只是与1914年的情况相仿而已。原因之一是战争已经大幅增加了经济组织的规模与力量。在战前已经出现的企业卡特尔，在战时政府的大力巩固之下更加壮大，尤其是欧洲大陆上的企业卡特尔。120年代，国际企业卡特尔负责调节欧洲的铁、钢、石油、化学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销售。与此同时，工会会员的工厂劳工比例比战前还高，并且他们还曾经参与战时政府领导下的集权式经济决策。在这种背景条件之下，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当于在有权力、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间进行仲裁。

国际经济也因为战争的影响，而出现永久性的变化。金本位制的重建并未成为国际贸易顺畅运转的媒介。战后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各国货币的相对波动相差甚巨，而投机商人又已蠢蠢欲动，想从这些波动之中获取利润，并利用大量炒作货币来加剧货币的波动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赔款与战争借款的负担，对国际贸易与汇兑的干扰。德国欠英国和法国钱；法国向英国和美国借债；而美国又是英国的债主。20年代晚期，因为美国贷款给德国，于是整个循环就此成形。如果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那么整个脆弱易碎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支付体系就会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