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层次来看，自由党的衰退或可归因于政治上难以预测的行为。在两个时代里，自由党就曾经跌滑过两次：一次是与19世纪90年代的爱尔兰独立问题有关；一次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的追随者之间的问题有关。但是，就比较深层的层面来看，自由党的衰退暗示着依靠政治民主与自由放任经济的政党价值观，来应对英国自1914年以来所面临的社会与经济挑战，前景黯淡。19世纪时英国经济的大宗——煤与纺织品，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大部分的国外投资也在大战期间消耗殆尽。因为战时政府的实验，大幅提升了社会对未来的期待，但是英国的生财能力却已经耗损严重。在40年代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党注定萎缩成为一个小政党。

1922年到1924年间，在劳合·乔治之后继任的保守党大臣们，希望英国能“在最低限度的国内干预与国外干扰的情况下，凭靠自身的努力再次欣欣向荣”。②对回归常态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政纲。因为承认英国工业在战后世界的竞争优势下降，所以战后保守党的重大革新是完全承诺将支持保护关税政策。有些保守党员在1914年以前就曾经支持帝国贸易特惠的制度，而且又有战时贸易管制。而在保守党选择以关税保护为议题投入1923年的选战时，是自1846年以来，英国的主要政党首次在选举中，以拥护和平时期的关税为其主张。在战后世界那充满敌意、生存竞争激烈的经济局势里，保守党已经放弃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领袖奉行的贸易原则。但是，自由党和工党却支持自由贸易，而他们在1923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两党合一的多数派，显示他们的主张确实具有民意基础。③既然19世纪英国的经济优势是系于自由贸易，所以也可将恢复自由贸易视为是使英国回归常态的策略之一。

第一个工党政府：1924年

虽然工党已经巩固了自己身为最大反对党的地位，但是在选举过后，自由党或工党依然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成为议会的多数派。不再加入联合政府，自由党领袖，前任首相阿斯奎斯，决定让工党初尝执政的责任——也或许让他们有充分的机会败坏自己的名声。因此，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的领袖麦克唐纳得以于1924年1月，首度在英国组成具有社会主义名义的内阁。

有些英国人担心工党会“把每样东西，包括妇女在内”国有化。①有些人则对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政权心存希望。麦克唐纳的政府既未让忧心者的忧虑成真，也没能满足对他们抱有希望的人的期待。虽然麦克唐纳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协助成立比较激进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是英国屈指可数、直言不讳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在英国强制执行社会主义的意图。当然麦克唐纳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的政府是依靠自由党的选票才成为议会里的多数派。他的内阁中有几位从自由党延揽来的大臣，但却只有一位是来自克莱德河沿岸工业区的战时激进分子——惠特利（Wheatley）。提出控制城市住宅建筑物租金的《惠特利住宅法》（Wheatley Housing Act），是这段时期里一项名副其实的国内改革措施。除了首次在和平时期进行企业-政府合作与社会规划的实验之外，麦克唐纳内阁对于使真正出身工人阶级的政治家（麦克唐纳本身是苏格兰佃农的私生子）适应主流趋势，而不是让主流趋势去适应工人阶级背景出身的政治家这一点的贡献更多。我们可以揣测，一个理想幻灭的英国工人应该会说出“这是个戴着红帽，但实际上与其他政府没有两样的政府”的话来。

与回归左派倾向相比，麦克唐纳内阁更重申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持续废除战时管制。毫无疑问，这是大部分选民的期待。麦克唐纳有效地建立工党身为执政党的正统，并且大幅拓展招纳英国政治精英分子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所成就。

不论如何，第一个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相当短暂。它在执政10个月之后，因为个人事件而垮台：有人指控“麦克唐纳先生”因为接受高价的豪华轿车，而暂缓起诉一家共产党报纸。在接踵而至的1924年10月的选举中，保守党集中火力攻击麦克唐纳的外交政策，包括承认苏联在内，质疑那是具有危险性的激进主义。保守党的报纸刊出一封来自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信中建议英国共产党暗中破坏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麦克唐纳被指控对于破坏分子的行动，采取危险的“软弱”态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英国编辑们可能是出于相信那封信是真品而将之刊登出来，但是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其实是一个波兰的反布尔什维克者所伪造的。虽然在那封信所卷起的政治极端化气氛之中，自由党所遭受的打击甚至更严重，不过，那封信的力量已经足以使工党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