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法西斯意大利

在马泰奥蒂谋杀案所造成的短暂停顿之中重新振作起来之后，墨索里尼在1925年和1926年时，继续为意大利铺设一党专政的道路。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发动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号召的“二次革命”；或者和意大利保守派的主要非议会机构（君主政体、教会与军队）讲和。第一条路前景尚不明朗，必须扫除前法西斯主义意大利所有陈腐的制度，包括君主制在内。意大利旧有的掌权精英，将全部被行动队所取代，行动队是一群愤怒的反教权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年轻退役军人，他们曾于1922年将市政府赶出北部城市。当曾是铁路工人与最顽固的行动队员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于1925年2月出任法西斯党秘书长时，看来墨索里尼好像已经决定走上这一条路。1922年，当法西斯主义者接管市镇时，法里纳奇曾经是克雷莫纳（Cremona）的首领（瑞斯〔ras〕）。

但是，1926年4月，法里纳奇被墨索里尼撤职。此后，墨索里尼开始悄然削弱这股曾经帮他登上权力宝座的政党势力，并且与现存体制求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采取与天主教教会一致的步骤。19世纪60年代，在世俗政权握住罗马教皇的手之后，教会始终不曾承认意大利的统一。在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Lateran Pact）中，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不但承认罗马教皇在梵蒂冈拥有主权，而且还做出其他即使是最保守的前法西斯主义意大利领袖也不可能同意的让步（例如同意废除离婚，除非在最严苛的条件下，否则禁止离婚）。为了回应墨索里尼的善意，罗马教廷终于宣布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政府不同，并且力劝信徒支持墨索里尼政权。这项协议的效力一直延续到1984年2月，当时战后共和政体的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理，取消了墨索里尼对教廷的大部分让步。

20年代晚期，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回归常态。国家依然维持一党专政，不过，此时法西斯主义者与1922年曾经将法西斯主义者送上权力宝座的机构和团体，合作治理国家。非法西斯主义者（君主政体、教会、军队）依然保留了他们的自主权。在统合主义体系的发展下，大企业达成一种非官方的自我调节形式。①所有人都接受墨索里尼的政治规则，而只要墨索里尼可以确保国内的秩序与繁荣，那么法西斯主义就会有市场。

8.8 稳定世界里的革命俄国

1920年底，托洛茨基的红军击败在波兰和克里米亚（Crimea）的最后两波反革命攻势，结束了俄国的内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在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中幸存，已经是非凡的成就。但是，苏俄正处于绝望的困境之中。

布尔什维克的挑战

1921年，俄国的工业输出滑落至1913年时的1/5左右。曾经要求生产力完全集体化的权宜之计——战时共产主义，无法在战后恢复生产。最主要的障碍是欠缺原料、运输混乱，以及缺乏技术与管理技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农村的情况恶化。强制征用粮食，激起农民长期以来的藏匿粮食、吃掉粮食，以及故意杀掉家畜。旱灾加重了这些问题。在1913年到1921年间，俄国已经从谷物的主要出口国，变成一个农业不能自给的国家。

1921年的城市呈现半空的状态。饥饿、斑疹伤寒与民众互斗等，在1918年到1921年间，夺走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1917年的革命中更多人命（或许有2000万）。1921年时，有布尔什维克党员宣称俄国的经济崩溃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经历”。①

布尔什维克最紧急的警报是，在他们最热情的支持者之间，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农民团结起来公然反抗政府当局。仅1921年，全国就有118次农民动乱。2月底，罢工风潮波及彼得格勒。3月1日，随着一次彼得格勒海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暴动，人民的反抗情势已到紧要关头；这支暴动的军队在1917年10月时，曾经用他们的枪炮掩护布尔什维克攻占冬宫。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宣告，展开一场以“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对抗列宁战时共产主义“部长统治”的“第三次革命”。②一支有35000名士兵的红军部队平息了暴动，代价是牺牲了无数条人命。此外，也不能忽视这次暴动发出的危险信号。虽然一旦爆发起义，就会有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流亡者闻风而动（但均未能成功），不过起义行动已经自然而然地发生。名为“工人真理运动”（Workers’ Truth Movement）的地下组织也表达了类似的愤怒。身为领导阶层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1921年3月说：“目前共和国已如风中之烛。”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