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列宁以“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来应对那些挑战。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以向农民征收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了余粮征集制，农民终于可以自由买卖他们有余的谷物。约有75%的零售业，以及大量的小型手工业经营权，重新回到私人手中。但是政府仍控制列宁所谓的经济“制高点”：重工业、批发商业、银行业与运输业。1922年，已经复苏的市场与风调雨顺的气候让俄国粮食丰收，而俄国人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就在此时，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后来他又经历了几次中风，并在1924年1月去世。列宁并没有制定清楚的接班路线。接踵而至的权力斗争，并不只是个人为了争夺政党与国家控制权的行动。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既然从一诞生就开始面对的危机已成过去，那么新政权应该是什么面貌，而走向正常化所应该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又是什么呢？

列宁之死，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面临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实践经验都未曾让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境。在更先进的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工人革命的征兆，但这却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在背后促使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继续生存的支撑力量。战后欧洲动乱的最后一点火花，随着1923年10月汉堡暴动的失败而熄灭。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适应一个资本主义立足已稳（先进的北欧和西欧以自由主义制度为中心，而比较农业化的东欧和南欧则处于权力主义政权的统治下）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能让这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继续朝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前进吗？

“工业化的争论”

布尔什维克相信，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靠着培育大规模的工人基础，或者取得已经拥有这种规模工人基础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才可能朝着社会主义前进。既然在1923年以后，似乎已经没有了进一步向国外输送革命的可能性，所以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由战争部长托洛茨基领导，稍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与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也加入的“左派”团体，提议国内外应回归1917年时的“英勇”立场。在国外，这个左派团体希望能继续施加革命压力；如果证实欧洲毫无反应，那么就把这种革命压力带进亚洲。在国内，他们主张“工业独裁”是走向社会主义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意味着将从俄国一群有能力制造多余财富的农民身上投尽所能地获得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本。

在1914年以前，农业出口是俄国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就某种意义来说，虽然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工业，但是工业依然落后于农业。①左派团体提议用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如同剪刀的双刃一般，继续以农民盈余的生产能力发展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农民就已经抱怨这种“剪刀危机”；如今布尔什维克左派团体则希望继续施加甚至更强化这种压力。左派团体的策略包括获取绝大部分俄国人的财富，利用本国的资金快速工业化。所谓绝大部分的俄国人，包括曾经在1917年和1918年的土地重新分配中获利的农场主（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农场主），或者现在扬言要创造有力的农业中产阶级的“富农”。

由布哈林领导的“右派”团体主张与心满意足的农民合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虽然并非唯一的可能，但却是比较适当的方式。与左派团体一样，布哈林认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俄国必须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资源必须来自于国内。但是和左派团体不同的是，他认为如果允许农民为了有盈利的市场而生产，那么不但可以更快地生产工业化所需的资源，而且也可以提高农民对工业商品的购买力。布哈林表示，毕竟农民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人口总数最多的人”。①如果苏俄能够在农民与工业劳工之间开辟一条合作的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就能绕过局势已经稳定的西方，自然地向世界其他地区输送。布哈林和其他人一样遭遇流亡的命运，然而他依然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且支持与农民和解，使赞赏他的人相信可以在俄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但非强制高压的国家。

在20年代那激烈的“工业化争论”中，不论是“左派”或“右派”，都没有倡导回归资产阶级政权以及多党制政府，以静待俄国或其他地方那必然成熟的革命派无产阶级。双方都决心将社会主义深植于俄国，并且保护俄国的社会主义，以免再被卷入西方那繁荣的自由经济世界里。双方都认识到利用国内资源资助俄国工业化的必要性，不论当时胜利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些决策都使他们不得不走上独裁政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