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把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诛戮功臣作了一个比较，认为刘邦诛杀功臣还相对节制，到朱元璋则完全是赶尽杀绝了，把他的嗜杀归之为“天性”使然：“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只有把国家公器视作私家所有的独裁者，才会不惜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消灭所有潜在的敌人，因为他要传给子孙们的是无刺的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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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四大狱，胡、蓝党案之外，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空印案发生在1382年，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和府、州、县都得派员到户部，核算钱谷军需等账目。钱谷数字不好有丝毫的差池，如遇有不合，就得重新填写报销册。重造账册倒不要紧，但需盖上原衙门印信才合法。由于各省府州县离京城路途遥远，为了盖这颗章，来回就得一年半载，所以为了避免来回奔波的麻烦，各级政府来京核算人员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空印文书，遇到部驳，也好随时填用。到了这一年，朱元璋忽然发觉这事，认为一定是部里官员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作弊，下令地方各级政府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佐贰官杖责一百充军。后来建文朝的大臣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为山东济宁知府，也因此案牵累至死。

事实上，地方各级政府上京核算钱粮军需等账目，所预备的空印文书是骑缝印，不能作为他用，别说一般人得不着，就是得着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再说到户部核算账目，必须府合省，省合部，一层层上去，一直到部里审核完毕，才算手续完备，数字有出入还须重核，可是各省离京师，远的七八千里，近的也要三四千里，为了账册上的一颗印，往返就需经年，所以带空印文书上京，也是权宜之计，沿习多年，户部官员也是默认这一做法的。但皇帝的猜忌心这么重，谁也不敢站出来说明详情。只有一个叫郑士利的宁海人，上了一篇数千言的奏章鸣冤。朱元璋看他说得在理，也就没杀他的头，廷杖充军了事。

郭桓案是明初惩治贪墨又一大案。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舞弊，吞盗官粮，皇帝震怒，礼部、刑部主官，兵部、工部侍郎等一大批高级官员同被问罪诛杀，追赃七百万。六部侍郎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因杀得太多，连名字都不可考，供词还牵连到各省官吏，死的又是几万人，一些中产之家差不多被这案子闹得倾家荡产。一时群议汹汹，告发和审理此案的御史和刑部的官员都受到了弹劾。

朱元璋看形势有些失控，急忙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说郭桓等在收受浙西秋粮时，应收四百五十万石的，只收缴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可抵二百万石），尚有一百九十万石没有收缴，郭桓又收受了浙西等府五十万贯的贿赂，纵容府、州县官作弊，中饱私囊。又称，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亩没官田地夏秋税粮，郭桓与经办官吏通同作弊，无一粒上仓，全让他们瓜分了。手谕称，追赃七百万还是圣恩浩荡，要是全部彻查的话，算起来要有二千四百万。话是这样说，到底民意难平，于是只好借审理这个案子的官员的脑袋来平息众怒，杀了一批御史和刑部办案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