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评价“三杨”，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对杨溥的肯定多在道德操守上。史传称杨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与大臣们议事时争论不下，有人说出一些难听的话他都能容忍。有一个细节是，他每次入朝奏事议事，都是贴着墙跟而走的。谁又能说这不是长年牢狱生活留下的烙印呢。《明史》在这三人的传记后，有这样一段论赞：“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

内阁的权力在三杨的时代有了突破性提高。从仁、宣朝起，内阁权力首次超过了中央六部。原先只有五品衔的内阁学士一一都跻身公侯尚书之列。朱高炽刚即位，就进原东宫僚属杨荣为工部尚书，杨士奇为兵部尚书，黄淮为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还恢复了建文、永乐时罢废的公孤官，给这些亲信进衔为少师、少傅、少保 ()。①

之所以把内阁这样一个中枢辅政机构比作汉唐时的宰辅，是因为这个部门掌握了票拟权。所谓票拟，也叫票旨、条旨，是指来自中央六部和地方政府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前，先由内阁成员给出一个供皇帝参考的处理意见。这些建议写在小票上，贴在各封奏章的封面，以便皇帝在批阅时一眼就能注意到，这实际上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见的职权。当然，三杨所票拟的意见要变成全国遵照执行的谕旨，在程序上还要经过皇帝的确认，即所谓的“批红”。仁、宣时期君臣相得若是，内阁票拟皇帝一般不轻易否决，故有“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之说。而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虽也是东宫僚属出身，资历也高，只因未进内阁，虽时被召见委以要任，处事权力远不如三杨等阁臣。

脆弱的尊严

当仁宣时期的君臣们陶醉于短暂的太平景象，阿谀、粉饰之风也随之泛起。而一些躁进之徒更是时刻揣摩着皇帝的喜好，皇帝谒陵途中“执耒三推”，马上有臣工炮制出《耕夫记》大赞其德，天下起了雨雪，便有人献《喜雨诗》、《喜雪诗》记其祥瑞。就是大臣们的奏疏和政府发布的公文中，也充斥着诸如“圣德隆盛”、“仁思覃霈、海宇晏宁”这样的歌功颂德的废话。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也如同辅政大臣们擅长的“台阁体”一样浮泛不实。

诚然，仁宣时代的君臣关系在大明十六代中最为融洽，但系连这一关系的纽带却是脆弱、多变的，君臣相得的表象终究掩饰不了两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大学士杨荣说的“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可谓曲尽其妙。也正因为懂得这样的官场谋略，杨荣这样的官员方能够历事四朝而“其恩遇亦始终无间”，成为政坛不倒翁。皇帝的从善如流也是有限度的，谏议的如果是皇帝的亲信大臣，被采纳的几率就会多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切须在不触犯皇权和皇帝本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违反了这一点，再忠实的建议也会被拒之门外，甚至遭受非常手段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