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只是近代以降，一是自身发展进入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二是国势衰弱，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令人不能不从根子上反观与自省。

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影响到绘画等领域。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去留学，寻找先进的东西，试图用来改造陈旧因袭的传统，而巴黎成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到西方去学习的首选。此时法国画坛本身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冲击，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名鹊起。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以徐悲鸿为首，追随写实画风，认为“欲救中国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义”，而林风眠等人，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浸染。这两种画风在西方有着时间上先后的顺序，但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却是同时发生且针锋相对的绘画形式。

其实徐悲鸿的画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他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题材却已偏离其初衷。至于林风眠等霍普斯会成员，有人称他们持“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象征主义”，事实上也回避了更加激进的达达与立体主义等，而且骨子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现代主义与东方艺术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

回国之后，彼此便形成艺术观点上明显的分野。

这是从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如果与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种种因素联系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因为写实主义无疑看起来与“科学”更切合，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的口号。这两拨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埋下了伏笔。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执掌，一些与他观点相近的画家追随而至，在杭州形成一个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家群落。

教学之余，开展览、办杂志，弄得生机勃勃。

有人后来称他们是“新画派”，而他们自己办的杂志叫《亚波罗》，那是一群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甚至自喻为太阳的年轻艺术家。

因为时势的缘故，这些艺术家后来命运多舛，其中不少历尽磨难，也有的默默无闻于世，而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赵无极等人却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画家。

他们还培养了另外一路红色艺术家，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意中得之，却合于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两者之间与之外，一大批成为两岸艺术圈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