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法国时，他身边那些同学，包括林风眠、林文铮等，就都是现代主义的追随者。

如果事情朝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中国现代雕塑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风采，我们很难说是好是坏，但肯定会影响当事者的命运。

其中一个结果始料不及：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艺专改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新来的领导持非常明显的反“新派画”立场，开始清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皆不能免，先后被逐出学校，而雕塑系的老师则由于写实主义立场而幸免于难。

其实李金发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他最早的诗集《微雨》有一自跋，不过百余字，全文如下：

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而一意向外采集，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有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唯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

这么一种识见，恐怕是视他为现代主义怪兽的人完全想不到的。

归国几年间，他创作了大小雕塑作品几十件，其中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军将领邓仲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也有些并不那么出名的人，对他来讲，这更近于一种营生，收入不错，尤其到了广州后，孙科请他做伍廷芳铜像，开价达4.2万元，行情一下就上去了。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李金发拿到预付款，就买了汽车。在工作过程中他和土生土长的工匠结合，采用与欧洲通行的蜡模制作不同的方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显然，当初写实主义的选择无论就社会需求及个人“钱途”而言，都是不错的。但世风变迁，李金发绝想不到，仅仅几十年后，现代主义雕塑在中国也开始盛行，就看如今美院所在地杭州，以市民中心附近为代表的雕塑，几乎找不到写实作品。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玩意儿立在城市各个角落，老百姓也见怪不怪了。

雕塑创作和教学之余，李金发仍喜欢捉笔，创作了《世界是如此其小》等主要反映留学生生活的20余篇小说和不少散文，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岭东恋歌》，翻译了《古希腊恋歌》、《托尔斯泰夫人日记》、《魏尔仑诗抄》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论著。也没有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国立艺专4年，陆续发表了载于《美育》二期的《怀旧之思》、《临风叩首》和三期置于《灵的囹圄》总题之下的13首诗。

他那种宽阔的眼界和广泛的兴趣，恐怕是后来的雕塑家们难以企及的。

李金发起初同情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之后不久，他听到自己的同乡熊君锐在广州被害，曾在《哀熊锐同志》一文中，对“中国永远失去了一个有毅力有良心的革命青年”表示沉痛的哀悼，对杀人的“反革命者”进行了愤怒的谴责，痛斥“中国一般无良心的假革命者，起初犹鬼鬼祟祟地戴革命的衔头，全力同心去干，真到一个羽毛丰厚的时候，他们就板起脸孔来作洋人军阀的走狗了”。并表示，“反动与黑暗势力日益嚣张，则未亡的同志愈肯蹈着已殉难同志之鲜血去奋勉的”。1936年4月16日，李金发还在《天地人》半月刊第四期发表了《忆刘梦莹与姚剑照》，其中说到他任教艺专时有个叫姚剑照的女生，因思想左倾被学校开除，继而收到姚被捕后于狱中写给他的求救信，“即到镇江去见主办此事的同乡某科长，力请保释”，但终因“案情重大”营救未成，后来听说姚病死狱中，李“始终不敢深信”，“希望她仍在人间”。艺专那几年并没有叫姚剑照的女生，从各方面情况来推断，应当即指姚馥（又名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