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那时鲁迅相信进化论，以为年轻就一定是好的，要到以后，才对此产生怀疑。

就在这次展览上，胡以撰拿出了自己的《饥民》，姚馥也有几幅作品参展，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几乎同一时期，她在《现代中国木刻选集》发表了《四等车》、《清道夫》、《早市》等作品，参展应当包括这几幅），据说很得鲁迅赏识。

胡以撰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青年，姚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盐务官。当年读美术的，没几个真正的平民子弟。但相对富贵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漠视乃至蔑视下层民众，而从用画笔表现底层生活开始，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并投身实际的政治活动。

到1932年秋天，“一八艺社”被解散。

胡以撰改名叫胡一川，此后一直从事与美术有关的革命工作，算得其所哉。

他的恋人姚馥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从投身“左翼”美术活动开始，成了职业革命者，而真的成为职业革命者后，与绘画也就渐行渐远。

短短几年时间，改名叫夏朋的姚馥三次被捕。第一次在1932年冬，因成立左倾的“涛空画会”受到当局注意，遭拘捕。由于找不到证据，不久便放了。再次被捕在1933年夏，那时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妹妹文琴、韵声、怡声都接到上海来生活，以作掩护，共同租住法租界道德里10号。居所就是地下党的档案室，存放着由她负责保管的秘密文件，由于不慎走漏风声被抓。当法籍巡长审讯时，她出人意料地用一口流利的法语作答：“巡长先生，我是搞艺术的，还要照顾3个幼小的妹妹，哪有精力去搞别的东西哟。”结果当庭获释。第三次发生在1934年6月，她受组织委托携带革命标语和木刻作品到无锡去。由于暗探告发，在车站即遭逮捕。起先，被关在镇江监狱，后又转到苏州反省院。1935年1月28日，因患重感冒没有及时治疗，引发呼吸器官衰竭去世。

这一切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离世那一阵，她最后的遗言，就是面对赶到狱中的妹妹问：“船（以撰两字连读的声音）来了吗？”而彼时胡以撰正在另一个牢里。妹妹对姐姐在说什么，完全不明就里。

香消玉殒，姚馥死时只有24岁，除了家人，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个消息。连她的恋人胡以撰也是出狱后到了延安才从江丰那里听说的，恐怕鲁迅也不一定知道。

鲁迅是主张壕堑战的，寻机打一枪，再把身子伏下来。但受他鼓励进入阵地的学生却没学得这一招。当初姚馥也只是个画风像男人般粗犷的艺专学生，如果知道这个妙龄女子由此将走上这么一条道路，鲁迅还会这么做吗？

胡一川晚年对当时情况，曾有这样的描述：

1933年，当我在党领导的地下工联工作时，夏朋（即姚馥）曾主动帮助我带过秘密的革命宣传品，躲过白渡桥巡捕的搜查，然后再把宣传品交给我送到工厂去，有一天下午，我从工厂回来时，路过四马路，在一间书店的门前碰到冯雪峰同志。他告诉我，得到通知，说你住的机关发生了问题。夏朋怕我回去遭敌人毒手，特地站在龙门路口等我，并告知我已经把我行李搬到马霍路一个亭子间里了，还劝我再到别处躲一躲。

他还讲到另外一些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细节。

几十年后，姚馥投身的革命早就大功告成，而远遁美国的妹妹在国门洞开之后赶回来，执意要弄清楚姐姐去世的真相，并讨一个说法。因为当年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必须找到相关当事人，才能证明姚馥的身份。经过千辛万苦，姚文琴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上早就改名的胡以撰，并经由胡，得知那时尚在世的王文源是唯一知情人。当组织上派李钦郎等人专程赶往广州，在医院病榻上见到这位1926年农民运动时就入党的老人时，王文源挂着大瓶一边吸氧一边喘着气说：“我于1933年夏天因工作关系与夏朋同志有来往。我虽没有与夏朋有直接的党的组织关系，但夏朋的直接领导人王学汤曾亲口告诉我：夏朋是我们的党员，在野风画会工作……王学汤是我的侄儿，1924年在广州入党，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任上海工联委员、秘书长，由他直接领导夏朋……由于党内都是单线联系，因此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知道夏朋是中共党员的人了。”

此时王学汤已过世，因此算不幸中的大幸，姚馥的身份终于在1986年得到确认。1987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她为革命烈士。

半世纪过去，早已长眠地下的姚馥也许不会在意这身份了，但对妹妹文琴来说那是一种安慰。毕竟革命是姐姐为之献出性命的事业，而这来自革命后新政权的承认未免太迟了些。如果不是找到王文源，那么就连这迟到的承认恐怕也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