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林风眠参加《东方杂志》发起的“中日问题笔谈会”，撰文表示“中日过去的一切悬案”，“凭外交途径是清算不了的，要清算只有付诸一战”。

而到了秋后，是否一战已根本不容国人考虑：“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八一三”日军在上海登陆，战火很快就逼近杭州。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心思作画？但除了以笔当枪，艺专师生还有更好的抗日途径吗？

林风眠、李超士、吴大羽、方干民等教授都带头投入大型宣传画创作。学校剧社上街演出抗日活报剧，也有许多学生带了慰问品上淞沪前线去劳军。

但局势恶化比想象的还快，11月，日军已兵临杭州城下，艺专接到省教育厅指示南迁。所有外籍老师，或回国，或撤至上海租界，从此与艺专断了联系。

至于本国老师，有的跟学校一起走，也有的如潘天寿自己举家出行，后来到了长沙才与大家会合。

文化人哪有处理战时局面的经验？情势又如此纷乱和匆忙。但一切还是按计划进行，13日，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上船，自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林风眠下令尽量多带图书教具，自己的画作却全数割舍，留在老屋里，从此失踪了。临行他还特意关照留守人员“把学校看好！”想不到这一别会有8年之久。

先到诸暨吴墅，安顿下来不过10天，又接到命令，沿浙赣铁路再到江西贵溪。1932年高中部的学生徐惠英晚年回忆出发不久的境遇：

随校的女生只有10人左右。在严州（即建德）我们雇的这一条船上都是女同学，只有一个男工友（是为女生宿舍挑水的），没有老师带队。夜晚担心土匪来，让船泊在江心。船篷漏雨，买来几张油纸搭在篷面。篷下吊一盏青油灯照明。半夜里听到一声惊叫，我以为土匪来了，一看船上起火，欲逃无路，船下是江水，船上是大火，船上的人只懂哭叫，这位工友也没了办法，不知是哪一位勇敢的女同学，双手扯下正烧着的油纸和篷篾，再用一条棉被压在舱底的一摊火上，火给扑灭了，惊吓一场。

类似这样的故事，西迁途中不知有多少。

罗工柳与彦涵同岁，却先后差一届。罗在193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艺专职高部时，彦已是二年级生，而等罗也读到二年级时，西迁就开始了。

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起初却被校方忽略，或者是没有解决的可能：不少同学家长也在逃难途中，经济上断了联系，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到江西贵溪时，朱德群、彦涵、吴冠中、闵希文等，合伙在教堂的门洞里自己烧饭吃，以求用最低的开支维持生活。不久听说又要转移长沙。一天晚上，罗工柳听到传闻，说校长和另外几位负责人将于明天带着款项开车去长沙，留下同学由他们自己想法解决交通问题，然后在长沙会合。吃饭时他把彦涵、卢鸿基叫到门洞里，商量如何应对。

本来就内外交困，心神不定，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淡然处之吗？第二天一早，就由彦涵出面集合全体同学宣布校方的“不当行为”，大家顿时情绪激动起来，有的即刻去拔掉几辆汽车轮胎的气门塞，有的到林风眠、林文铮住处，找他们当场责问。林风眠表示根本没有丢下学生不管的意思，林文铮也说正在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大家一起到长沙去。但同学们不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学校负责人要和学生同舟共济，在迁校长沙的问题上，不得弃学生于不顾，保证解决火车的包乘，全校师生一起行动；二是免去一切学杂费用，并保证吃饭免费供应；三是对这次学潮为首的学生，不得加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