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要求，林风眠当场首肯。但训育主任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不轨行为，哪能听任其发展？年轻气盛的学生于是一拥而上，把3位领导统统反扣起来，押在教堂小小的房间里，表示只有全部答应他们的要求，才能获释。林风眠本来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事情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

几十年后林定居香港，有人提起这段往事，他仍激动得面红耳赤，说：“我们没有逃跑，我们怎么会丢下学生逃跑呢？”

不知道当年罗工柳的消息是如何得来的。

罗工柳到长沙以后就与女友，也是艺专的同学杨筠一起去了武汉，先至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做抗日宣传工作。然后又相伴前往延安。两人终身相爱，却始终没领过结婚证，“非法同居”了一辈子。

在鲁艺并未停留多久，罗工柳就接受指派，参加木刻工作团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除自己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众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还克服重重困难，建起水印木刻工厂，生产新年画和其他木刻，因为成绩突出而受到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开始，罗工柳又奔赴前线，在炮声隆隆中画了大量速写和素描。回国后他转向油画，创作了《地道战》等一批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于此罗工柳有这样的回忆：

1951年革命博物馆第一次组织历史画创作，列出了创作提纲，负责创作的彦涵指定我画《整风报告》，而且要我画油画。我说：“我是搞版画的，油画我画不了。”他说：“不行，古元和你都要画油画。”我想《整风报告》是开会，怎么画呀！我就有点想打退堂鼓，我说：“我有个《地道战》的稿子，提纲里没有，我想画这张，《整风报告》就不画了。”结果，他请示领导回来说：“《地道战》很好，抗日战争的作品太少，但《整风报告》还要你画。周扬说了，罗工柳是参加了整风的，他不画，找一个没有参加过整风的怎么画得好？”这样一说，原来是一张任务变成两张了。

随后他去苏联留学。回来后不仅技艺大有长进，还进入了从写实到写意的新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罗创作的革命题材作品《前仆后继》以单纯的画面，凝重乃至有些悲伤的气氛引起画坛长久争议。这幅作品，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已在中央美院被列入“黑画”，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给他带来巨大磨难。

红卫兵认为它宣扬了赫鲁晓夫的“战争恐怖”论，是典型的修正主义黑画，（毛泽东有宁可死几亿人，打出一个世界革命新天地的说法）逼担任中国美协书记的他交代罪恶用心。

作为追随革命多年、在硝烟战火中滚过来的老战士，如何能够忍受这么一种污蔑？罗工柳坦陈自己的看法，因此惹恼了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小将，对他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还要他谈挨打体会。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对所谓敌人的肉体摧残不但被容许，许多时候还得到鼓励。“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先有“红色恐怖”的说法，继而提出“文攻武卫”。罗工柳绝对想不到自己会以这么一种方式进入“前仆后继”的行列。

不知在牛棚里遭磨难之际，他是否重新想起过早年在艺专搞学运时对林风眠的做法，并有若干反思。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良性发展与走向现代化的贡献和意义，没人否认，但其本身的经验和教训，却少见反思者。那注定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过程，既有理性，亦充满非理性，既是有组织的活动，又往往不受组织者控制。它与意识形态、政党政治、法治法规等的关系，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课题。

五四以来，某些行为方式至今一脉相承，而能够充分听取当事者意见、兼顾各方利益并提供合法博弈平台的制度框架事实上仍未成熟地建构起来。但正是这么一种经验，使罗工柳在获得“解放”、被“三结合”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审查“5·16”分子的小组长期间，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久前还在整他的对立面。

据同事反映，罗工柳没有冤冤相报，认为彼此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只不过先后时期不同而已。

差不多也就在此时，他被查出癌症，并已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