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徒步的杨云龙后来回忆沿途的经历：

湘西，崇山峻岭很多，花几天时间才能翻过一座大山。有次我们在翻山的时候遇上了土匪，为首几个手里拿着枪阻止我们前进，并大声喝问：“干什么的？”我们回答：“学生，画画的。”经他们“检查”过后，知道没有什么“油水”，脸色反而转和缓了，枪也放下了，接着说：“没关系，咱们是兄弟。”

当下天色已晚，他们约我们到寨子里去歇一晚，我们不推辞，亦不怕，就跟着走。寨子在山头较高处，进了寨子发现是个大院，人数也多，看来我们闯进土匪窝了。折腾半天，肚子又饿又渴，他们弄些饭食给我们吃。饭后在灯下（马灯）为一个人画像。岂知画的是他们的首领（山大王）。画好以后，大家都说“像”，“像得了不得！”首领非常高兴。他们出生以来从未照过相，更不必说画像了，便约定第二天继续为各人画像。到山寨里来看画像的人也多，十分热闹。我们不停地画，一连数日，几个头目一一画过来，每天都以酒肉款待。还挑选画几个较为有特色的形象自己留着。在人们印象中，土匪是最凶恶可怕的，但几天相处，我们却并不觉得可怕。他们同样是人，是人，就有一定的感情，如果不是为生活所逼或利欲驱使，又何必杀人放火呢？

这样的经验与认识，如果不是步行迁徙，又怎么可能得到呢？

而坐汽车的同学也不见得更安全与顺利，1936年高职部的学生唐冠英回忆她的遭逢：

卡车转过一个大弯，公路更窄了，一边傍山，一边临江。有四五个持枪的人对准车头跑来，大声喊：“停车！不停车开枪！”车终于停下，土匪们又围着汽车喊：“下车！不下车开枪！”跳下车，女生穿的粗毛呢大衣（校服），眨眼工夫就给拥上来的匪徒剥下，他们一人穿一件（湘西人个子都很瘦小）。接着车上所有的行李箱子都被扛走，只剩下几只盛教具的大木箱搬不动没拿。李老师的大衣、西装没了。穿件衬衫在寒风中哆嗦。幸好有个男同学的棉大衣土匪不要，连忙给李老师穿上。这时我们才看到江边还翻着一辆客车，有的旅客受了伤，说驾驶员停车慢了，一枪打在手上，车也翻了。被劫的一共有5辆车，我们的是第四辆，几乎有百多人遭难。

就在这一年，政府开始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实行“贷金制”，免收学费，提供伙食，学生按月在花名册上盖章作为借据。

新校长滕固到任时不满40岁，已有著作和译作近20本，也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且与两所学校都没有渊源，应当说是较为合适的人选。但事情的发展还是比想象更复杂。

就职之后，滕固就忙着调整人事、安定秩序、恢复课业，尽力图谋改进，而这些做法本身便见仁见智，乃至引起诸多纷争，艺专开创者林风眠、林文铮等都是在此时离校的。

滕固的办学宗旨是“以平实深厚之素养为基础，以崇高伟大之体范为途辙，以期达于新时代之创造。”他主张艺术创作“切戒浮华、新奇、偏颇、畸形”。显然更接近北平艺专的风格，事实上他也不喜欢现代艺术。

不同的校长给不同的艺术流派带来不同的命运。不久后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这个多年来在杭州艺专难以实现的愿望，得到滕固竭力支持。合并后的学校，中西画开始分科教学，国画课时得以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加强了。

然而纷扰还是不断，滕固在向教育部呈交的工作报告中道出了办学的苦衷：

虽十驾驽骀，力图改进，而所得结果，未能尽符预期。就校内言：艺术工作人员向与社会接触不深，个性之偏激，往往不自克制，凡所观察，未能站在较客观之立场。职到校之始，即尽力调剂，反复规讽，虽矛盾日见减少，而和衷共济之观念，仍未能坚定。职周旋其间，未克感化其气质，而徒觉耗费时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颜。就校外言：地方人士，囿于自私之陋习，不但缺乏协助国家教育机关之观念，且每有设施，群起作有形无形之阻挠。即如增建教室一事，征用土地，地方政府不肯负责，地主多方为难。定购之木料砖瓦，运送之际，时被军事机关截留征购。职于处理校务之外，复须作无聊之交涉，及教室落成，开学上课，而长沙大火事起，又令人有事败垂成之痛苦。

所有这些，非当事者是很难想象的。

朱德群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北平艺专是招收高中毕业生，大一的学生还没入绘画的门槛；杭州艺专招收的是初中生，大一的学生已经学了3年了；同在一起上课，水准相差太远。杭州艺专教的是最前卫的法国新潮流派，北平艺专还在古典里出不来，美学观点也是相左的。杭州艺专的人多，北平艺专只有二三十人，处在少数地位，杭州艺专的学生很瞧不起他们，相互摩擦很大。滕固当校长偏向北平艺专，当着学生也当着主张古典的常书鸿的面，说常书鸿才是中国第一流画家，引起杭州艺专的学生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