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矛盾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却没能避免。

滕固终于也和他的前任林风眠一样觉得力不从心，辞去了校长一职。

据后来成为美术史家的阮璞回忆，在滕固卸任抵重庆后，194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他曾与10来个艺专老同学一起去看望，那天山城气候骤然变得闷热难熬，滕固从临时住所的内室出来接待大家，神情显得有些沮丧，面容也变得苍老了许多。他在与同学们谈话和答话之中，语气虽然平静，但说到某些情节时，也不免有些激动，流露出一种懊悔和失望的情绪。使阮璞最受感动的，是滕固无限感慨地说起，他为学校聘请教师，费了不少心力，结果却每每事与愿违；一片苦衷无人见谅，有时还为此而得罪朋友。他举了聘请傅雷先生为例，说傅先生好不容易应允受聘，从上海来到昆明，可是还未到校就职，便被同学们无故起哄抵制，弄得不欢而散。说到这里，他惋叹不已地反复说道：“其实傅先生是多么好的学者呵！”阮璞当时就觉得有些内疚，因为他也是那次对傅雷起哄的附和者之一。

更为不幸的是，离校后的滕固，不仅未能修养身心，竟突遇横祸。他身前好友吴宓在1941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载：“滕君到渝即病。半载后，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20日上午7：30逝世矣。”据说事情起因在于家庭纷争，亦可悲也。

钱钟书是滕固的忘年交，得其死讯后，写了《哀若渠》五言古风。

先后两度担任过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悼滕固文中写道：

若渠（腾固的本名）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远大的。而且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极高，搜集材料作研究的本领也极大，我相信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很高超的。他平时脱稿的著作，才不过一鳞半爪；在他多年的计划中有一部伟大的系统性著作，而且已在开始编写，即是《中国美术史》，可惜这部书是再不让我们看见的了！

滕固已出版的《中国美术小史》，写于留学日本归来之际，摆脱了旧有绘画史的藩篱，不以年代、人物为中心，而把中国传统绘画分为四个时期：汉代以前的生长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混交时代；隋唐五代宋的昌盛时代；元明清的沉滞时代。

这其中沉滞时代的论述最为有趣：

历史上一盛一衰的循环律，是不尽然的；这是早经现代史学家所证明的了。然而文化进展的路程，正像流水一般，急湍回流，有迟有速，凡经过一时期的急进，而后此一时期，便稍迟缓。何以故？人类心思才力，不绝地增加，不绝地进展，这源于智识道德艺术的素养之丰富；一旦圆熟了后，又有新的素养之要求：没有新的素养，便陷于沉滞的状态了。

至于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出版的《唐宋绘画史》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到沃尔夫林风格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研究艺术史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tilentwicklung）。某一风格的发展、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挂在它下面的根源动力来决定。”而这种“风格的发展”是“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不足以界限它”的。

以这样的学力，却做不好一个校长，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