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大部分师生先后赶到贵阳集中，住在善道女子中学，张罗复课。不料2月4日即遇日机大轰炸，市中心变成一片火海，部分师生的行李损失殆尽。

西画系学生杨云龙晚年回忆道：

当时他正在一间大屋子里绘制抗日宣传画，隐约听得“呜—呜—”之声，以为隔壁音乐系的学生在练习小提琴，有同学就说：“拉得那么难听，不会拉就算了！”话音未落，“嗡嗡”的飞机声已临头，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大爆炸。原来先前听到的呜呜之声原来是空袭警报，大家都目瞪口呆。待解除警报以后，赶忙上街去看个究竟。只见街上已是一片火海，人声鼎沸，大哭小喊。消防救护人员也出动了，但贵阳是个山城，严重缺水，大火难以扑灭。受伤的人被用担架抬着，炸死烧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大部分集中在铜像台四周，惨不忍睹。这时，忽然迎面跑过来一队宪兵，押着一批人，其中竟有两艺专的教授，一个是王临乙先生，另一个是常书鸿先生，被五花大绑，说是“汉奸”。后来总算由学校向当局交涉，保释出来了。

大家群情激奋，第二天就上街写标语、演活报剧，随即筹备与举办大型宣传画展览。到了月底，又开始向昆明转移。

抵达后，借用昆华中学和昆华小学的校舍，恢复上课。这时候步行的同学也赶到了，沿途作品举办展览，引起轰动。

师生一边教学，一边仍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中共云南省委（地下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利用“读书会”的形式在艺专活动，不久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到了11月底，昆明也遭到了日机轰炸，学校再度奉命撤退，迁至滇池东南岸的呈贡县安江村，借村内五座古庙为校舍。

滕固决定请傅雷来当教务长，仅从这一点看，便可见出他想办好学校的用心之切。

两人早就认识。1930年5月，滕固从上海乘船赴欧洲游学，途经法国巴黎时去探望刘海粟，结识了相伴刘氏左右的留学生傅雷，留下良好印象。1931年秋，两人都受聘于刘创办的上海美专，成了同事。以后，滕固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两次请傅雷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

对于傅雷刚烈的个性，做事认真而不易相处，滕固不可能不了解。

这年2月，傅雷接到滕固发来的求助电报后斟酌再三，对他而言，有个因素不能不考虑，6年前母亲病逝，他以回乡料理丧事为由辞去上海美专教职时，曾对再三挽留他的刘海粟说自己不喜欢教书，并且保证：“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

傅雷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因此觉得很难下决断，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应聘，随即从上海起程至香港，转道越南到昆明。

傅雷后来在《自述》中曾以寥寥数语讲到这段往事：“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5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两校合并后有个很大的问题，即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傅雷觉得这样很难上好课，因此提出甄别试验，通过考试或其他方法，使同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有大致相当的程度。

就教学而言，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此刻的国立艺专，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战时收容所，那些不合格的学生，你把他们怎么办？

滕固没法同意傅雷的方案。

从学生方面来说，原北平艺专的学生因为建制不同、底子薄，对此肯定有意见，而原杭州艺专的学生，也对傅雷有意见，因为他十分赞赏刘海粟，而在他们看来，刘不过是个流俗的海上画家而已。

傅雷还提出整顿教师队伍，这也让滕固感到棘手。本来诸如此类工作上的分歧，总可以通过协商找到某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或彼此做一点妥协，但傅最不愿意的就是妥协，他与滕固争执起来，乃至大吵一架，然后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