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当时的环境，傅雷那种脾气也是很难入世的，正是基于对自己的认识，傅雷自此之后便一头钻入书斋，以翻译谋生，尽量避免与现实发生关系。据杨绛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通过钱钟书想请傅雷去清华教法语，但傅雷只愿教美术史，而当时清华并不开这门课，于是只能作罢。不知道是不是曲意推托？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弥漫的理想主义与傅雷性格中对至善至美的追求无疑是吻合的。他开始活跃起来，到农村、矿山、水库调查研究，热情洋溢地撰写调查报告，即便是厕所、除四害等问题，也一一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譬如看到一个村庄里有4个人在管理150头猪，通过严谨的观察，提出了只需要3个饲养员的建议。因为根据他的方法，3个人就可以养200头猪。

1955年，有关领导希望听取傅雷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傅雷的认真劲儿让他专门找人一起来讨论，然后整理成《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材料》等报告。继而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气中，更撰写了关于各种问题的12篇文章，发表于《文汇报》。这样“反右”一来，他首当其冲。当时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还是了解傅雷的，很为他的耿直担心。委托柯灵深夜造访，要他“做个检讨、以免戴‘右派’帽子”，但傅不为所动，拒绝在为他准备好的检讨上签名，认为“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结局可想而知——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当时傅雷就想以死来保卫自己人格的尊严，之所以没走这一步，是考虑到小儿子傅敏还在念书。

更大的打击还在于，由于父亲的问题，当时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被要求提前回国，他在并不十分明白发生了什么却感到某种威胁的情况下断然“叛逃”——去了英国。

10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傅雷最终还是自己了断此生，就与此有关。

因为没有“单位”，开始倒也没人来折腾他，但1966年8月30日那天，来了一帮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长达4天3夜的抄家和批斗后，9月2日夜里，傅雷和夫人从土布被单上撕下两根布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然后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惊醒邻居。在给妻兄的遗书中，傅雷写道：“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可以想象他灵魂的悲苦。最重人格尊严却已没有人格尊严可言，只有一死了之。

纵观傅雷一生，当初在上海美专时就因为误解而受到学生围攻（那是1931年11月下旬，学生会向时任教务主任的傅雷提出要求，上午可以继续上课，下午则应安排他们到街上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傅雷表示同意，但又说，抗日不应该荒废学业，原先下午的美学和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下午2点多，傅雷正在讲课，学生会主席成家和，骨干赵丹、杨志荣等人就匆匆闯进教室，责问傅雷：“学生会的钟声已敲了一会儿了，你怎么还在讲课？应该立即停讲，让同学们到操场上去集合。”傅雷说：“今天下午提前上课，再有20分钟就讲完了，不会耽误大家上街活动的。希望不要干扰。”成家和、赵丹等有些不耐烦，和傅雷争执起来，有同学甚至动了拳头）。而置他于死地的抄家与批斗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为。

前后相隔35年，其中是否有某种宿命？

假设当年傅雷在国立艺专待下来，以他决绝的性格，恐怕也很难避免与学生发生更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