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学校在安江村复课。

据1939级西画系学生郑为回忆：

进村以后，学生宿舍和教室就安置在两个庙宇里，它们间距有里把路，从宿舍到教室要穿过一大片耕田和迂回曲折的田埂。新生宿舍的床铺，架搭在佛龛石坛下方的四周，床架与床架间没有空隙地连成一片。我最害怕的是屋顶上时时掉下壁虎、毛毛虫、蜘蛛或其他小生物来，还有佛龛里窜进窜出的老鼠，它们想从我们艰苦的粗粮贱食中平分秋色。为了对付这种外袭骚扰，同学们用纸或旧袖章做成床罩，把自己围在方圆仅7尺之区和周围隔离开来。由于大家都这样做，所以走进宿舍，只见其中一方方帐幔透出点点油灯的光芒来，我们的夜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自我进修的。

没有正规教室，破庙佛殿充当教室上课，光线暗淡，除了早上4小时外，下午就很差，但我们除了上午画，下午也要画，常常是很晚才回食堂吃饭。

吴冠中则是这样说的：

绘画系最大的难题是寻找裸体模特儿。在杭州时，招裸体模特儿只须登个小广告，应聘者甚众，须脱光衣服当场选择体形，类似考试，因待遇高，尤其女性，每月大洋60元（20世纪30年代）。离开杭州后，迁至湖南沅陵及昆明上课，为模特儿问题就费过很大周折，不能挑三拣四了，只要有人肯干就不容易。今搬至安江村，情况更困难，女的暂时先穿短裤，将裤脚尽量卷高些，以后由女同学一步步做说服工作。男的较大方。有一个男模特全裸上了几天课，突然将阴毛全剃光，他认为那黑毛太丑。须知，课室是设在大庙里，我们当着菩萨的面画赤裸裸的男女，情况既尴尬又严峻，最后校方只得设法用木板、布幕之类将菩萨封闭起来。搞现代派，毕加索与城隍庙也许情投意合，但我们又不肯放弃裸体的写实基本功，安江村的佛寺被强迫作了巴黎的蒙马特，而其时昆明还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度日。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态。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自己读好书，同学们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据刘鸿逵晚年回忆：

我和徐永孝、虞书堂、杨得炜、马电飞、许用宝还开办一所民众夜校，招收失学儿童免费入学，每晚借用村小学教室，在汽灯下识字、教唱救亡歌曲。得到校方大力支持，也受当地士绅群众欢迎。经费是由邱玺向昆明《益世报》募集的。我担任校长，徐永孝负责教务，其他同学分担教学，学生很自觉勤奋，没有迟到早退或逃学的，下课后孩子们互相照顾排队离校回家，学生尊敬老师，老师也爱护学生，和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到了学期结束时，因为滕固校长解聘方干民而引发大规模学潮。

8月，教育部电令：因越南局势恶化，危及滇边。国立艺专即迁四川。校方因为无力解决交通工具，决定学生每人发放旅费120元，自行前往。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招收了50多名新生。

同月，中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艺专地下党支部。据支部书记陈明晚年回忆，是他们组织了“国立艺专学生步行抗日宣传队”，吸引全校四分之一学生参加，“并加强统战工作，取得了校长滕固和省主席龙云的支持”，随后步行3000多里，经过50多个城镇，一路宣传抗日，最后到达四川璧山县。

1938级学生瞿蔚春后来回忆：路上有天晚上，他们赶到一个小村子，好不容易才说服一位老妇人得以留宿：“睡在火坑边的地上。没有菜也没有盐，饿极了，吃白水煮苞谷也觉得非常香。刚刚睡下，一头小猪就来拱大家的头。‘大娘，请你把猪关了，我们没法睡。’‘猪就是养在这里的，没处关，要不你们到别处去住。’”结果半夜还碰上来抓逃兵的，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