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因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困难，师生生活困苦，教学条件下降，连画人体的木炭费也无法开支。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大会，推举王辰、李玄剑等10人，成立“学生生活促进会”，与校方交涉，并引发罢课。教育部派高教司、总务司代表及督学来校调查，最后答允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

冯玉祥将军来校演讲，有人边听讲，边画了一张他的速写，冯看后在上面题了“像冯玉祥”四个字。

1943级五年制的唐友于晚年仍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艺专图书室的画册多，也精致。图书馆每天下午开放，看书的人很多。每个同学都很爱护图书。学校有个不成文的“校规”：谁偷图书或撕走画页就开除学籍。犯了其他校规被开除尚可保留学籍，但是偷书被开除绝不保留学籍。因为这些图书画册是杭州艺专向大后方迁校时分发给同学，大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辗转赣、湘、滇、黔、川，千辛万苦背到重庆的，因而大家格外珍惜。

丰子恺不久便辞去教务长，改由傅抱石接任。

傅抱石出身贫寒，父亲是伞匠，自小在私塾“附读”，即不交钱旁听而得启蒙。13岁才经邻居张先生帮助，免费进小学读书。4年后，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免试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当时读师范不要钱），初选英文科，后发现与自己的性情不合，改读艺术科。校长看他好学而家贫，让他在图书馆打工。（凡此种种，在如今的教育体制下皆不大可能）。

此时傅抱石靠自学习练出来的治印技艺已略有小名。学校门房张老头怂恿他仿刻赵子谦的章，由自己代售。傅抱石接连刻了十几枚，从印文到款识，都没什么破绽。但后来真相还是泄露了，当事者来讨说法，张逃之夭夭。傅抱石这才知道，自己只得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钱。

校长出于爱才，帮他平息了这场风波，建议他不如自己开张：“既然那么多懂行的人都鉴别不了，又何必造假？”傅抱石乃以“抱石斋主人”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公告，招揽生意，一时声名大振。

到1931年傅抱石辞去教职专门治印时，每字已可卖5块银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结识徐悲鸿，徐激赏其才，找到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建议省里官费派傅抱石出国留学。熊那时并无行政职务，从自己名下拿出一笔钱给傅，原拟去欧洲学雕塑，因经费不足，改赴日本“考察改良瓷器”。

在千叶县，傅抱石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相识，此后两人的友谊维持了几十年。他最早的“金石书画个展”就是郭沫若帮着筹办的。展览会上篆刻作品最抢手，傅抱石会微雕，一方鸡血石白文印“采芳洲兮杜若”的边款可以刻下屈原《离骚》全文和序、跋共2765字，须用高倍放大镜才看得分明。

1935年9月，傅抱石学成回国，应徐悲鸿邀请，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任教。这时熊式辉当了省长，愿意给傅抱石一个县长的位子，但傅无意仕途，以一方“不求闻达”的闲章婉谢。抗战爆发后，他从报纸上读到郭沫若《轰炸中来去》一文，知道郭已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一职，并在找他，于是率全家赶到武汉，在郭手下做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4月傅抱石随政治部一起抵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除作画外，再度开始美术史论研究。看到日本《改造》杂志上横山大观《日本美术的精神》一文，针对其中“圣战”的言论他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来看抗战的必胜》，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这种说法，对民族自信心无疑也是一种提升。

1943年，国立艺专迁到重庆，陈之佛请傅抱石担任中国画科主任兼校长秘书，后者相当于教务长的角色。

那时傅抱石去学校，得先从金刚坡步行两小时到沙坪坝陈家稍事休息，再走到磁器口乘小船渡过嘉陵江，之后还得步行半小时方可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