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篇二 在夕阳帝国的余晖下(1)

浙江大学前传 作者:谢鲁渤


从诸暨到杭州,100年前的水路行船约摸需要一天一夜,陆路步行,翻山越岭,也许得两三天。何燮侯坐一程船,走一段路,断断续续的,虽说此行是急着去杭州考学,竟不怎么在意把时间耗费在途中。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18岁少年,深怀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就像他后来的校友陈独秀,也是在那一年从安庆去南京赴江南乡试,船走得快慢倒无所谓,一路上就是想开开眼界。陈独秀是7月离家的,何夑侯要早几个月;陈独秀乡试落了榜,但旅途的见闻却促使他于是年岁末写成了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何燮侯则在杭州通过了求是书院总办林启的面试,成了首届学生。

陈独秀去南京前,已在家乡考取了秀才;何燮侯在杭州见到林启时,还没有什么功名可言。按照求是书院的规定,凡投考者,一需地方绅士举荐,二是起码具备秀才以上资格,何燮侯,当时还叫何燏时,却两条都不符合。面试过程中林启是怎么相中何燮侯的,无从妄测,但何的父亲何颂华,却是个饱览经史的著名书法家,与吴昌硕、尹秉绶等交好甚笃,曾流寓杭州西泠印社,想来林启也是知道一些的。这当然并不能构成其子何燮侯被求是书院录取的主要因素,关键在于何父也是个教育家,在诸暨枫桥创办过紫景书院,对长子何燮侯的教育与林启的教育思想,颇多相近。这一点林启能够从何燮侯的答题中明显感知,同时,何燮侯所以来杭投考求是书院,也正是因其父崇尚新学而力促。

不管怎么说,总之何燮侯是考上了,而且还可以推测,在林启对何的这场面试中,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对林敬重有加,林对何期待如许。何燮侯在书院开办的当年入学,一年后,林启从书院挑选成绩优异者赴日本留学,何名列其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及至1906年,何燮侯学成回国时,林启已去世数年,何感念其知遇之恩,为在孤山西麓建林社设祭一事,乃竭力倡议、四方奔走者之主导,情深无可比拟。

何燮侯在求是书院仅读了一年。这一年中他的勤于学业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总办林启只在每月16日到书院课学,但讲授的是西方学科,其思想、学识及风范对于何燮侯,影响是巨大的。到了日本后,他先是进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进而考上了日本著名的帝国大学,前后8年,带着一个工科的学士学位于1906年回国时,未进家门,就先赶去求是书院,方知学校已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林启也已经于1900年4月病逝。因为学的是工科,何燮侯被派到了浙江省矿务局,担任一个叫做“技正”的职务,顾名思义,做的大约是专业技术类的工作,但时间不长,从春到冬,也只一年左右。

在求是书院首届学生中,就教育层面而言,何燮侯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林启的传承者。但作为教育家,他真正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仅1907年至1916年的7年,从京师大学堂到国立北京大学这一阶段。时间虽然短,却是何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在浙江省矿务局工作一年后,何燮侯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朝廷的任用,显然不只是给何燮侯一个在学堂里兼兼课的小京官,事实上他在这个位置上过渡了一下,很快又以员外郎的身份,被再度派赴日本,这回是去考察大学制度,兼及筹划图书设备和建筑等事宜,数月后归国,即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学院院长,而且连新校舍的筹建主任,也一并兼了。

尽管名义上只是工科监督,但因为新校舍的总体建筑,涉及京师大学堂的整个布局,所以何燮侯实际上是主持了全校事务。在这一点上,他几乎等同于当年林启筹办求是书院。林启改普慈寺建筑为校舍时的精打细算,以及在书院学科上的苦心设计,无疑给了何燮侯重要启迪和得以开创新空间的思路,加之他性格刚毅,处世果决,在3年的时间里,不仅使地处德胜门外的京师大学堂新校舍如期落成。到1910年初,体现现代大学规模的经、法、文、理、工、农、商等学科也在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这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新思想、新势力风起云涌、摧枯拉朽,大清帝国如西边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

这一年,陈独秀在杭州,任教于陆军小学。陆军小学是由清政府诏命在全国18省和北京统一设立的一种半军事化学校,旨在培训陆军预备生,读满3年即可升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杭州,或者说浙江的陆军小学开办于1908年,正好是光绪末年,陈独秀好友沈尹默的《我和陈独秀》文中有“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之说,因此陈是在学校开办之初就来此执教的。陈独秀是应何人所邀,不得而知,但有一点颇具意味,因所有陆军小学均直辖各省督练公所兵备处,故杭州的陆军小学,就设于早先的武备学堂旧址,也是在城东的蒲场巷,与求是书院毗邻。

陈独秀会不会是因此而来的呢?任教期间,又会不会时常盘桓于已经改称浙江高等学堂的求是书院?毕竟他也在这里读过书,因书法而戏剧性与其结缘的沈尹默,则在这里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其时陈独秀30岁,距离创办《新青年》杂志、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有五六年时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领袖,更是还有十几年。相比后来的叱咤风云,他那时还显得比较沉默,闲来除去寄情西湖山水,便是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或者根据《铁云藏龟》研究一点甲骨文。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陈独秀是能感觉到的,但真正使其精神为之一振的,还是辛亥年间爆发的武昌首义。之后陈独秀离杭返乡,去安徽省做了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迈向了他最辉煌的时期。

晚清时期的杭州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诸多革命党人和思想文化名流频繁往来之地。继天津北洋大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之后,杭州求是书院作为第三所中西大学堂,开办初始便备受关注是可想而知的,来此求学应该是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所热衷的选择。陈独秀在安徽,乃浙江近邻,交通和地域文化上的便利与趋同,使人相信南京乡试落榜后,陈在时间上是有可能转道杭州,进入求是书院就读的,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日子。

如果真是这样,陈独秀便应是求是一期的学生了。但更多资料显示的,却又是将其归于求是二期的,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学。当然也还有另外的一种观点认为,从相关的一些资料看,陈独秀在这两年里的经历,缺乏就读求是书院的可靠依据,进而否定陈独秀曾经是求是书院学生的说法。

但是在这一节里,我还是愿意取多数意见,即陈独秀是求是书院二期学生的那一说。在林启生前任总办的3年里,求是书院招收的学生已然过百,这些100多年前的莘莘学子,不会还有活到今天的了,谁与谁曾为同窗,谁与谁在书院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也很难寻觅到哪怕是雪泥鸿爪了,然而却正是有过他们曾经的存在,求是书院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了无痕迹了,那么只要有谁哪怕尚存一丝信息,也应该加以记载,以利于对这所求是书院的追根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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