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大学毕业那年，我决定骑自行车回杭州，出发的日子是1987年7月9日，早晨6点一刻，先在校门口拍照留念。武大校园是开放式的，所谓校门其实只是一座石牌坊，正面镌刻的是楷书“国立武汉大学”，背面则为篆字“文理法工农医”，据说是闻一多题写。牌坊是何年所立，当时并未留意，但风云变幻岁月流转仍能保存至今，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国立浙江大学与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于同一年，但“国立浙江大学”是怎样的几个字，什么人写的，我不太清楚，也没见过。国立浙江大学成立时的校址，依旧设在杭州蒲场巷求是书院原地，这似也表明了两者间的干系。如果当初有过这样一副书写的老校名，就应该在那里也立上一块碑，再按照当年照片上的墨迹仿制一下，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吧？国立浙江大学抗日战争时西迁至贵州遵义，校本部安顿在湄潭的湖北会馆，门楣上是有着几个书法大字的，现在没有了；在之前途经并教学过年把的广西宜山，也没有了，作为教学区的天妃宫遗址，现只存留下了两棵树，树旁立了块刻有说明文字的石碑，至于校本部所在的标营，虽也立了一块遗址碑，却是连说明文字也没了。缺乏故迹的历史显得轻薄。

之所以对一副老校名的题字如此斤斤计较，其实不只是在乎几个字。这几个字的历史含义显然比它本身具有更重的分量。现代浙江的综合性大学，以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萌芽，自1927年8月起，经过一年的尝试，以及与各种机制的磨合协调，于次年7月正式冠名以“国立浙江大学”，此后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年间，这几个字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也可以说是一个迅速铸造高教辉煌的传奇故事。

回望1927年的杭州，感觉那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年份。是年2月，北伐军胜利入城，气象为之一新，其时西湖周边之名胜古迹，沿墙多漆成了蓝底，再用白字书以“三民主义”、“总理遗嘱”或各种各样的标语，岳王庙两旁的照墙尤为鲜明；城中到处可见少年军人，“长靴佩枪，往来不绝，或骑马，或乘自由车，或荡舟，慈善可亲”；街面上结队而过的工人儿童，口中高唱打倒列强歌，“步伍整齐，随处皆是”。社会变革对杭州民生和宗教习俗的促进更是显而易见：圈地已久的茅廊巷菜场，苦于经费无着，此前一直拖而未建，终于动工了；纪念第一任华人牧师张澄斋的思澄堂，也在今天的解放路132号位置开建，这是杭州基督教最早最大的一座教堂；杭俗中的6月18西湖夜游，这一年也特别的热闹，“诸般船只，往来蹀躞于西子湖中”，荷花灯盏“徜徉于波之上，灯作红绿色，水稍激动，而灯与灯影也随之蠕蠕而作颤，极目望之，全湖皆然”……

就杭州的文化教育而言，这一年最重要的活动，或许正是集中在7月。除了民间的西湖夜游，7月4日这天，秋社同人在西泠桥畔的秋祠，为就义20周年的秋瑾女侠隆重举行祭奠，气氛庄重肃穆。过了没几天，会聚众多名流的第三中山大学筹备会议，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在杭州举行。这次被后人称之为“西子湖上之大学会议”的集会，与会者的确显赫：蔡元培、李石曾、胡适、蒋梦麟、邵裴子、邵元冲、陈聘丞、马寅初，等等。但在那一天，他们的身份都是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些人在楼外楼碰头，先是吃了顿午饭，然后泛舟湖上，开始讨论第三中山大学的章程，或删除，或修正，或增补，逐条议论。这天的会议结束后，次日早晨，他们又去江干搭乘轮船，溯钱塘江而上，在舱里继续进行，并且打算会后在严子陵钓台一游。

两个月前，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在杭州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以陆军小学旧址为研究院院舍，先成立筹委会，在隔天后的第十六次会议上，又决定划拨位于平湖秋月的罗苑和文澜阁归研究院使用。我觉得这个研究院从字面上理解，应该不是“浙江大学的研究院”，而是“浙江的大学研究院”。其时浙江还没有大学，直接设立这样的一个大学研究院，是否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事实上也只过了个把月，因其规模大、耗费多，就已经显现出了捉襟见肘的征兆，所以筹备委员会当机立断，做了调整，决定研究院暂缓设立，先办大学。恰好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也准备在全国建立五所中山大学：第一在广州，第二在武汉，第三在杭州，第四在南京，第五在开封，因此顺理成章，浙江大学研究院的筹备事务，转换成了第三中山大学。

虽说委员们是在西湖游船、钱塘江轮上履行各项筹备事务的，但工作效率显然非常高，半个多月后的8月1日，第三中山大学就宣告正式成立。初设的三个学院，分别为工、农和文理，前两个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后一个是新筹建的。“浙江工专”经许炳坤校长数十年殚精竭虑的操持，相对于“浙江农专”，似乎更具知名度，不过从最早设于马坡巷的农业教员讲习所，经迁址横河桥、笕桥后的浙江中等农业学堂、甲种农业学校沿革而来的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历史，却与之旗鼓相当，甚至更长一些。其前后的两任校长吴山求和高维力，尽管已不太为今人所知，但两人对这所学校的付出，却无疑值得去孜孜追寻，譬如高维力力保兽医科的传闻。

浙江甲种农业学校1918年在原有农业、森林两科的基础上，添设了一门兽医科，到1922年时，省议会以学兽医的学生太少为由，决定予以撤销。时任校长的高维力坚决不同意，呈文说，如果是经费短缺，他愿自掏腰包来贴补。兽医科学生感其诚挚，也组织起来向当局请愿，迫使议会改变了决定。兽医科终于被保留下来，尽管只给一半的经费。

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从1927年到1930年夏，前后正好3年的时间。这3年，学校在名称和体制上都有过一些调整，第三中山大学的校名仅用了8个月，到次年4月，即按试行的大学区制组织条例，以所在的浙江省命名，改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之后不久，又遵照大学院令，于是年7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其所辖文理学院也在同时间正式成立，设本科10个学门及医药预备科，学校规模渐趋完备。

蒋梦麟是宁波人，勇气魄力且不论，办事认真、粗细兼具是公认的，他的仔细用心，从食鱼吃蟹上便可见一斑。蒋梦麟食鱼利落，大小骨刺分别放置，井然有序；吃蟹干净，蟹壳中绝不残留半点肉。据说有次在饭局上，叶公超问他，按你的分类，鱼眼该放在哪一堆呢？蒋梦麟说，眼肉我吃掉，眼乌珠呢，就同鱼骨头放在一起。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前，蒋梦麟是北大总务长，并且有五六年曾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蔡元培就坦诚表示过：“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10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5年有半。”据称当时也有人评价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