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像中央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不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而是情势变化中的必然选择。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后，红4军11师33团奉命从茂州附近出发，半夜时分从雁门关过铁索桥。

命令是军长王宏坤①下达的，从茂州城打来的电话，团政委胡奇才接的。命令是清楚的，却忽视了音同字不同的两个地名：沿江北上是雁门关，顺河南下就是燕门关了。

正待问个明白，电话断了，电话兵撤线了。

当地都是藏族人，不了解红军，青壮年都跑了，老人、妇女、小孩没有懂汉话的。对当地地理不熟悉，又没有地图，更重要的是不清楚上级意图。别说团长、政委，就是军师领导，攻守进退，东南西北，一切都听命于方面军的。刚才还奔东呢，一道命令又向西了。

和团长张昌厚商量，决定到茂州问个明白。

黄昏出发，团长在前，政委殿后，马不停蹄，到茂州打个盹，忘了问路。那人也是太乏了。刚在千佛山打了两个月阻击，下来就是急行军，那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只是机械地挪动着脚步。那时也没手表，天快亮了，猛然觉得不对，铁索桥呢？赶紧找老乡一问，快到汶川的燕门关了。

恰巧路边有别的部队的临时电话，正好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①打电话找张团长。听说33团走错路了，王树声大骂张团长，要杀他的头。胡奇才接过电话，不容分说，又被大骂一通。胡奇才说：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与张团长无关。

王树声命令立即把部队带回茂州：路上要注意防空，如果让飞机炸死了人，我让你胡奇才赔命！

那时行军，通常都是晚上，白天有飞机。这回顾不得了，飞机也真来了。3营1个伙夫暴露目标，这一通炸呀，山摇地动。

飞机投完炸弹走了，各营清点人数，竟然无一伤亡。

傍晚赶到茂州，胡奇才和团长立即赶去总指挥部。进屋，敬礼，报告，胡奇才一句话没说完，王树声就对旁边的警卫员吼道：卸下他的枪，送交通队关起来！

20多年后，一次两人在武汉见面，唠起这事，王树声大将不无歉意地说：咳，那时有点野蛮喽。

被关在禁闭室里的胡奇才，真想一头撞死，再一想这不是便宜了国民党吗？打完棍子还能打敌人，抬担架不也是为革命出力吗？

军长王宏坤、师长陈再道，都给总指挥部打电话，说胡奇才走错路有责任，也有客观原因。这个人打仗勇敢，是员虎将，很有前途，让他回来，我们好好帮助教育他，保证让他深刻认识错误。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战争不等人。胡奇才被撤职不到一个月，即官复原职，调去12师35团任政委。

红四方面军曾三过草地，一过草地是8月中旬。然后过大渡河，翻夹金山，11月下旬红4军攻下川中的荥经县城，敌人就上来了。

对手是中央军薛岳①的装备精良的7个师，军长许世友决定用5个团在峡口一带阻击。方面军政委陈昌浩②，认为薛岳是堡垒政策，稳扎稳打，不会一下子把主力拿上来，1个团就够了。许世友再三陈述利害，降至3个团，还是不行，就是1个。那时同级军政主官意见分歧，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因为政委是党的代表。而陈昌浩是方面军政委，那就是命令了。

就苦了35团了。

团长张德发，小个，黄安人，人称“土地老汉”，忠厚勇敢，当司务长时用根扁担缴获1挺机枪，并打退敌人。他和胡奇才商量，首先抢占当地最高峰羊子岭，凭险据守，打退敌人一波又一波地进攻。怎奈敌人太多，左前左后的山头全是敌人，炮火也猛，夜里抢修的工事，白天很快被炸得稀烂，部队伤亡很大。

胡奇才或者在团指挥所指挥战斗，或者下到营连去督战，检查工事构筑情况。迫击炮连就剩连长和几个兵了，胡奇才上前抱起1发炮弹，被连长抢了过去，装填进去，一声巨响，炸膛了，连长当场牺牲。

35团伤亡近半，预备队也没了，退到非阳关附近，构筑第二道防线，苦苦支撑。

这天，胡奇才在军部开会，防线被突破了。许世友听完电话报告，命令胡奇才：你去收容部队，坚决守住铁索桥，掩护军部撤退。

从军部到铁索桥不到5公里，胡奇才单枪匹马赶到那儿，老远就见部队迎头跑来——那也是兵败如山倒啊！

胡奇才打马飞奔，拔枪冲天叭叭鸣枪，大吼：站住！都给我站住！谁跑毙了谁！

算上伤员，约莫百人，都站住了，跟着胡奇才往回跑。

在铁索桥头硬顶了半天后，胡奇才指挥几个团的零散人员，边打边退。最终算上被扶架着的伤员，只带回去几个人——他记不得具体数字了。

胡奇才被调回11师，升任师政委。

撤职复职提职，不到两个月。

老将军说，我这还不算快的，有时只是几天的事。一仗没打好，撤了。马上又打仗，没人指挥，让你暂时代理。一场恶仗，打得漂亮，上级干部伤了亡了，就提上去了。

和平年代，机关干部3年调职一次（像笔者这样的文职干部是4年）。部队军官则有任职和年龄限制，或者到期提职，或者“到站下车”。

和平时期也出优秀的将军，还有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古今中外，都不乏这种先例。

但是，名将只能在硝烟战火中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