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位中国学者的导师去了一趟中国，当他在长城上被挤得无处立足时，他说道权：“看来我们要重新评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美国人只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有失公允，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中国想想”。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卡特访华上。美国这位总统也曾就计划生育问题质疑中国，他和邓小平说，计划生育是破坏人权。邓小平告诉他，如果不搞计划生育，多生出来的人，美国收不收？卡特连忙摇头：NO、NO。西方很多人之所以老拿中国人权做文章，其实都是为了博取选票。同样的事情要真是落到他们头上，就又是另一种看法了。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误解很多时候来自于不了解。由于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同。西方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使人们有精力关注动物权益保护这样的事务；西方文化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崇尚，令他们对中国人权问题十分关注；而宗教和文化信仰的不同，又让不少西方人质疑中国的堕胎和死刑。由于意识形态的隔膜，一些国家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形成习惯性印象，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使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自觉地”戴上了有色眼镜。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历史上就不系统，一开始充满虚假的东西，甚至把传说看成真实；到了近代，有了解的意图，却缺乏了解的途径。这其实也从侧面提醒我们，中国应该在国家形象推广上做更多的努力。

目前，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较小。中国新闻媒体的主要受众是国内百姓，在国际上的影响有限。中国还没有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这样的世界级媒体，国际新闻的话语权基本上被美欧所控制。由此导致“中国形象”一边倒，引来误解也很正常。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海量资讯，相信外国人对中国浅层次的误解会慢慢消除，那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再要刻意“误解”中国，就会变得没有市场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实力和中国适应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在互相适应新角色的过程中，双方都在学习。中国人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国民”，要适应别人对自己的“不适应”，因为曲解和误读是必然的现象。

中国面对世界的各种看法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既不能逆来顺受，也不能一触即跳。一个文化需要有自信，一个社会需要有韧性，出现误解要客观地回应，把事实解释清楚，如果真是负面事件，也要坦然面对，不要急于掩饰，更不必摆出防御架势激烈地反应。没必要认为只要是批评就是“辱华”，一个够分量的大国是不会被骂倒的。

他们会不会误了到中国的航班？

不过，面对中西方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我担心的其实不只是中国自己，还有站在对立面的西方国家。因为，长久以来的偏见，不仅伤害了中国，其实也在影响着西方的发展和进步。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的埃莉诺·米尔斯，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叙的就是她自己一次震惊的中国之旅。

她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我通常不是这么悲观的人，不过，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迫使我改变了视角。我从希思罗起飞，11个小时之后抵达上海。它看着像是未来。这里大得叫人难以置信。即使是从空中俯瞰，中国的这座超级城市 人口达2000万 也似乎绵延无尽。一模一样的以马口铁为屋顶的蓝绿色工厂不计其数；一排排崭新的高楼，仿佛无边无际的玩具积木均匀分布。而机场

我是从希思罗最新、最漂亮的第五航站楼出发的，那里人挤入，弥漫着一股汗味，到处都是航班延误的旅客，感觉就像第三世界的公共汽车站。而上海的机场一尘不染，它有两个崭新的航站楼，相比之下，希思罗的第五航站楼就像是可怜的小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