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书票之旅》代序　

我是个书迷，爱好藏书票，仅仅是爱好，涉猎成趣而已，说不上收藏与研究。

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但也仅止于此，不事收集。

中国人收藏书籍，加钤印记，由来已久。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就谈到明代藏书印。现代文人学者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马隅卿等也都各有藏书印。书票则来自西方，据说早在十五世纪就开始制藏书票，到十九、二十世纪逐渐盛行，后来竟有人当作小型艺术品收藏。董桥在《藏书票史话》一文中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喜欢“漂亮小玩意儿”（Pretty things）出名，用剪贴簿收藏零零碎碎的小印刷品——藏书票。

我最早见到藏书票原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上清寺旧书店买到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民国二十四年版），书内除盖有国立中央大学藏书章，还贴了一枚单色印刷的藏书票，画有旭日与青松。

七十年代到香港，见到叶灵凤夫人，她给我看叶灵凤先生的遗物——他收藏的藏书票，有好几百张，且慨然相借，让我带到北京。我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展出这批藏书票，邀请朋友们来参观。现在我还保存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郁风在仔细观看书票。展览藏书票，这在北京大概是头一回。

使我十分惊奇的是，叶先生的藏品中，竟然有我设计的一张藏书票。那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我在读书出版社工作，社领导黄洛峰是个爱读书，并且鼓励职工读书的人，出版社不惜花钱买书供大家阅读。为此，我设计了一张“一斋图书馆”藏书票。已故的郑一斋先生和兄弟郑雨笙（易里）是读书出版社主要资助者，用“一斋”命名以示纪念。在这张藏书票上，有一行用拉丁化新字拼写的话：“人人都应当有书读。”不知道叶灵凤在香港如何得到这张藏书票的。

八十年代，北京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兴起藏书票之风。研究会副会长郭振华赠送我一纸袋藏书票，多是原版套色拓印。作者为李桦、梁栋、莫测、梅创基、王叠泉诸家。此后，有关藏书票的图册、专著一本一本出版，多了起来。而藏书票的实用性却日趋淡化，创作藏书票似乎是为了艺术欣赏。本来，票跟书是不能分离的，从一张书票可以看出藏书者对书的一份亲切的感情，窥见书主的内心世界，仿佛闻到书香。失去了这一层，藏书票就名不副实了。这可能与印制书票不便有关。听说在国外有专供个人印刷书票的工具出售，我至今未见到过。

我最早见到的藏书票刊物，是一九三三年日本兵库县小塚省治氏编刊的《藏票趣味》（ZOHYO SHUMI）。这是一份用蜡纸刻印的小刊物，每期只有十页，却贴有六枚设计者或票主提供的藏书票。其中一期贴有叶灵凤书票，即在繁花中栖一凤凰的那张，是他自己设计的。

这一刊物我只见到几期，现在，大概在日本都难以觅见了。

我有幸得到几位作家签名赠送藏书票，十分珍贵。签赠者为巴金、施蛰存、戈宝权、赵瑞蕻、曹辛之、董桥。吴兴文兄曾以现居美国的王惠民教授所制的藏书票赠我，也是上品之作。如今宝权、瑞蕻、辛之几位都已仙去，睹票思人，往事种种都到眼前。

一九九五年赵瑞蕻先生赠送我的一张书票，附有详细的说明，可见书票之设计颇合他的心意。说明文字如下：

赵瑞蕻侧面木刻头像。头发上（左边）有一只海鸥在飞翔，头发仿佛是流云，又像海浪。右边是东海瓯江口。有一个诗人伸出双臂，面对波涛，引吭高歌。右下角是一只古典帆船。左下角是江苏画院著名画家黄养辉教授所赠的“赵瑞蕻藏书印”一方。脸下部是拉丁文EX LIBRIS（某人藏书之意）。上边顶端是德文Dichtung und Wahrheit（诗与真），原是歌德自传的书名。左边上是英文Sweetness and Light（甜蜜与光明），原是十九世纪英国马修·阿诺德（）名著《文化与政府》一书中的篇名，他又引自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维夫特（Swift）的名作书籍之传说蜜蜂能产蜜（甜），又制蜡带来光明。右边上是法文Le Rouge et le Noir（红与黑）。这三样是我一生所探索追求的，也可概括文学艺术的创造，人生的道路，在不断斗争中，奋勇前进。

票如其人。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驰，堪可玩味。

我与吴兴文兄因藏书票而相识，他从台北来北京，曾两次到舍下，给我欣赏他收藏的藏书票，有的还是刚从伦敦收集、以高价购得的，都属精品珍品。并赠送我他编著出版的有关藏书票的专著：《票趣》（一九九四）、《图说藏书票》（一九九六）、《藏书票世界》（一九九七）。三联书店将出版他的新著《我的藏书票之旅》，命我作序。我只能拉拉杂杂谈些与藏书票的交道。我们还是跟吴兴文到藏书票世界去漫游吧。“漂亮小玩意儿”！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