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感到不舒服的，还有《环球时报》的王文，他说他不喜欢鲍勃高高在上的教训晚辈后生的口吻。王文说，亚洲的记者对鲍勃好像都不太感冒。我无从判断王文的说法是否准确，但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细节: 对话结束后一拥而上期待签名合影的，绝大多数是欧美非洲的记者，亚洲的记者绝大多数坐在原位没有动弹。

一位亚洲记者说，鲍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敢这样说。毕竟，他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被人们记入了历史。

但我敢说，不是鲍勃改变了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鲍勃。

鲍勃会见各国记者的后半部分是接受大家的提问。我也挤入提问的队伍，我想问他: 您在水门事件中的杰出表现，是偶然的运气，还是必然的本领？遗憾的是，还没有轮到我，主持人就宣布会见的时间到了。

我的内心是有答案的。

我相信: 水门事件之所以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根本上在于美国的宪政制度，而非鲍勃和他的搭档。就美国的宪政制度而言，水门事件有其必然性，就鲍勃的职业生涯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名声，皆因偶然之间的好运气。毋庸置疑，鲍勃的勇气、耐力、坚持，在水门事件中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一种制度性的力量，个人的品质实在是微不足道。

如果没有凯瑟琳那样敢于和总统为敌的老板，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没有本那样的总编辑，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没有“深喉”那样的线人，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没有美国新闻界嗣后的集体行动，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没有保护凯瑟琳、本、“深喉”、美国新闻界的制度性力量，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因为此，我说，鲍勃光芒万丈的职业成就，得益于偶然之间的运气。

鲍勃自己或许不会这样理解他的职业成就，但他的话其实透露了他的底牌。他说: 这座大楼中的很多人希望把我抓起来，可是，他们做不到。

美国报界的冬天

美国报界遭遇了冬天，而且不知道春天还有多远。等待暖冬的日子里，有人说: 未来的新闻业可能会成为非营利的公益事业。

美国报界遭遇了冬天，而且不知道春天还有多远。

我们从华盛顿一路走到明尼苏达州，再从明尼苏达走到南卡罗纳，我们见过的报界同行不断表述着他们所在报馆的艰难，我认识到美国报界正遭遇寒冬。但是，我的认识只有那么一点点，直到2008年10月16日下午，直到我听见约翰·米库拉坦诚的讲述，我才真正地认识到美国报界的寒冬，比我先前想象的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