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种下的不是黄豆，而是祸根。

清明之后的5月22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眼就看见了长洋大队种在公路旁已经透出嫩芽的黄豆苗。他顿时拉下了脸，责成平桥公社党委：立即逐丘排查，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苗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紧急召开现场会；第四天，又马不停蹄地召开全公社29个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摆正黄豆苗犁掉还是不犁掉的大是大非！

长洋大队的贫下中农们紧张了，但又心存侥幸：再拖延拖延，说不准还能逃过一劫。

等待他们和80亩4分黄豆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风骤雨。26日，一辆拖拉机隆隆开进长洋大队的黄豆田，压阵的是一溜脸色阴沉的公社领导。40多名长洋男女社员不顾一切拥上前去--为了黄豆，斗胆拼了！他们手挽手坚决拦住了拖拉机："长势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下了死命令："冲过去，冲过去！"社员洪昌兴对30年前的这一幕至今铭刻脑海。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乘人不备，悄悄过去关掉了拖拉机油门。队里另一名社员气愤地指着公社领导的鼻子大喊："无法无天，伤天害理！"于是他立即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公社领导明确指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一定有坏分子在搞鬼，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示众！

贫下中农们不得不选择退却。这已经不是几亩黄豆的问题了，谁都清楚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三天之后，62亩4分黄豆苗被齐刷刷犁平。黄豆没了，由于已错过了季节，补种的早稻也随之严重减产。

《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的长篇记者调查，还连续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读者大讨论。《人民日报》对此事件也迅速作了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犁豆风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信息是，在当时，浙江农村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仍然被严重剥夺，至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包产到户则更是痴心妄想！

全国的风向标则依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1980年1月，安徽再次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明确表示，在现实特定条件下，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事实上宣布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当年春耕前后，安徽农村2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

1980年5月31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①

1980年8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9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75号文件虽然没有全面肯定包产到户，存在历史局限，但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全党对包产到户再认识的重大转折。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反对还是支持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展开了激烈的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唇枪舌剑。11月，《人民日报》以两位省委书记的激辩为引子，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