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已然鸣响。

然而，1980年10月，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的浙江有关会议上，一些人士对浙江农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地区，在全省属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和社队，农业生产是持续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比较巩固的，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推行包产到户。

此时，浙江农村基层的包产到户之风已是暗潮涌动，尤其以浙江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为甚。

怎么看？怎么办？包产到户究竟只是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解决当地农户吃返销粮难题的短期救急之策，还是适应各地广大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的普遍真理？是万恶的复辟末路，还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直面一连串的疑问，必须作出清晰的回答。

1981年1月4日，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当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绍兴县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沿着农业集体化的阳关道前进》。

调查报告写道，集体经济具有个体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已被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呢？这是因为真理的山峰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绍兴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近年来，那些怀疑、动摇农业集体化方向的议论多了，宣传个人发家致富的言论多了，似乎集体经济不那么吃香了。"若要富，个人找出路"的说法，简直成了时髦的口号；分队、分田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于是有些干部和社员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势在必行"，迟早要分，还是趁早分掉算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能不能坚持和发展很担心，特别是一些为集体经济奋斗了20多年的老干部、老社员，感到脸上无光，话也讲不响了。

根据绍兴的实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农民的温饱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并且逐步富裕起来。

为增强说服力，调查报告还浓彩重墨地描绘了一位"单干大王"的新旧两重天。

这位被推为典型的"大王"名叫占三九，绍兴县鉴湖公社行宫山大队社员。称之为"单干大王"可谓名副其实，此人直到全国人民公社遍地开花10年后的1969年才入社(全县最后一个入社)。占三九全家7口人，4个儿子、1个女儿，有3亩地、1条乌篷手划船。仗着自己家劳力多，他一直单干，靠捕鱼和种田谋生。

远离了集体的温暖，"大王"也只能沦为朝不保夕的草寇。占三九一家住的是4间破草房，4个儿子挤睡一张铺，"大王"夫妻加小女儿合睡一张用砖头搭起来的小床，全部家产顶多值500元人民币。自从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家庭"招安"之后，"大王"才第一次抖起威风来了。他的大儿子进了公社渔场，另外3个儿子成为队里的种田好手。1979年，全家集体分配收入2102元，年终余下现金1072元。几年间造起3间平房外加1间披屋，买了1只收音机、2只手表、3双皮鞋，添置了1条新划船。如今，女儿风光出嫁，大儿子也娶进了媳妇。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占三九不死脑壳黑灯走单干的独木桥，另外几个儿子的媳妇怕是也早就进门喽。"

典型开道，苦口婆心，为的就是"以正压邪"。"顶牛"与"拉锯"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春快车在浙江尚未解冻的大地上一再晚点。

北京的天空愈显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透露，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他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干部不要硬堵了。

根据这一精神，国家农委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该纪要，即著名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围绕农业问题连续5年下发了5个"一号文件"，成为中国30年改革史上可圈可点的破冰之举。

1982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