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近30年你死我活的激辩与抗争就此谢幕。

大江东去，春风浩荡。当年8月9日至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此次会议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被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到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集体经济不容动摇"的浙江中北部，半径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绍(兴)平原地区。

在浙江农业部门官员的记忆中，由于春耕秋收的农业节气之故，数十年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一直都在每年年末。只有1982年的会议，被破例提前到了夏季举行。唯一的解释是：已经迟到了，就决不能再迟到了。

新华社于1982年8月21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中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高位上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带有资本主义私念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的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消息传到京城，陈永贵哑然无语。

"迟到"与否的正反效应也很快在浙江南北地区显现出来。

根据1983年的官方统计，推行包产到户最为迟缓的浙北嘉兴、湖州，当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一年下降1?郾7%与3?郾4%。

而在包产到户最早涌动的浙南温州，全市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7?郾5%，年均递增12?郾8%，"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包产到户上与温州遥相呼应的浙中金华，时任地委书记的厉德馨算过一笔账：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华粮食产量从20亿斤到30亿斤，用了16年时间，即从1951年至1966年；从30亿斤到40亿斤，用了11年时间，即从1967年至1977年；从40亿斤到50亿斤，用了4年时间，即从1978年至1981年；而1982年，仅仅1年时间就增产了10多亿斤！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几乎整个30年改革的时期内，以温州为圆心的浙南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浙北板块，一热一冷、一盛一衰，并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景象。不难理解，自包产到户的改革启动始，胜负已经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