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信访科的一位办事员接见了他。此人就是日后在十年动乱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戚本禹狠狠地训斥了冯志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情绪，勒令他要好好清理那些危险的思想。

回到湖岭，冯志来总是在深夜辗转反侧，一腔热血在胸中奔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两个月后，冯志来撰写了比《半社会主义论》更尖锐的第二篇文章《怎么办？》。他将《怎么办？》抄写三份，再次寄给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了引起"大人物"们的注意，避免上一次《半社会主义论》被打入冷宫、石沉大海的境遇，冯志来灵机一动，想起了远房族叔、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冯雪峰。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他特别注明自己是冯雪峰的侄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中央某次重要会议上，已被打倒的冯雪峰因此受到缺席审判。中央有关部门还立即通知浙江省委，要追查冯志来与冯雪峰的关系，揪出冯志来的黑后台。

当时的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这位思想冒险者的批判材料上大笔一挥：重戴"右派"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

1963年，冯志来在一名武装警察的押送下，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战车依旧是一路高歌，在中国大地上隆隆碾过，也彻底碾碎了冯志来淌血的心。

多少年以后，冯志来回首青春年少时的冲动和磨难，感慨万千，诗赠友人：

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

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

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

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冯志来告诉我，1963年回到老家后，他真正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他利用做兽医的便利，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这一藏就是3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