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拍脑袋决策喽。"总书记笑了。

鲁冠球也笑了起来："是拍脑袋。不过拍脑袋之后，我们还是认真分析了市场的。"

其实，1980年前，鲁冠球生产万向节已经断断续续有5年多，但都属内销的低档货。真正让他痛下决心的，是那一次千里迢迢的首都之行。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有一座金灿灿的大宫殿。

硬着头皮，鲁冠球迈进了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大门。他可能是第一个敢于迈进那个大院的农民厂长。

北京的老同志颇有素养，与地方上的到底不同，见了他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也没瞧不起。不过关于万向节的生产情况，老同志说，全国此时已经有56家工厂在生产万向节，产品差不多呈现饱和状态了。

鲁冠球感到很失望。快要出门时，老同志随口说了一句话："目前市场上饱和的万向节，是供应国内汽车生产的。国外进口汽车上所需的万向节技术要求很高，横断面必须平光如镜，磨掉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就不行了，而且利润又薄，所以许多厂家不愿意生产，也生产不了。"老同志迟疑了片刻，"如果你们愿意试试，那么，无疑是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啊。"

鲁冠球听了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了。

他毫不犹豫地说："行，我们来搞吧。"

这下，要轮到人家老同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在遥远的南方，在一个不知名的棉花地中的小厂子里，一个关键的决策就在几秒钟内产生了--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了，他们要造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敢碰的洋人汽车上的万向节了。

"这些农民是怎样办起2000万家企业、解决1亿人的就业问题的？他们如何选择产品?到哪里获得技术诀窍？启动资本从哪里来？是如何取得辉煌成绩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在中国沿海考察乡村工业时提出了这些疑问。

吴庆瑞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李光耀内阁的财政部长、副总理，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80年代，退职后的他接受邓小平的邀请，正式受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此后的6年中，吴庆瑞每年两次前来中国考察。令这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最为困惑不解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乡村工业"崛起"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最接近"鲁冠球真相"的资深观察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是这样分析的：在浙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之初乡村工业化风暴的来临，广大农民企业家获得最终的成功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必然。但就其中的某一个体而言，从何处出发、往哪里去、能否抵达激动人心的彼岸，则充满太多不可测定的偶然。一句话，他们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

几乎同时，距离鲁冠球数十公里外的绍兴人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9年，从浙江省委办公厅下派的沈祖伦被调到绍兴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位与鲁冠球一样有着宽阔前额的书记后来官至浙江省省长，属于进取型改革派，口碑甚佳。

绍兴是水乡，是鱼米之乡，农业也是蛮有搞头的。但沈祖伦总觉得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不想法子解决乡村工业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农民致富就没有出路。可乡村工业很难从计划经济的盘子中找食，依靠市场求生存又随时可能触碰意识形态的高压线。

沈祖伦决定要动手了。他问当时的县社队企业局局长韩福之："老韩，你怕不怕？"

军队转业的韩福之脖子一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