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伦也提高了嗓门："我把县委书记的帽子捏在手里，一定要把乡镇企业搞上去！"

韩福之至今对那番对话记忆犹新。"沈书记这个人很像列宁，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即浮现了《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就是列宁激昂地把手一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方向找准了，可是究竟怎么干心里还是没一点谱。许多人认为绍兴县的特产是黄酒，办酒厂肯定有钱赚。开会时，沈祖伦就号召全县50个公社争取一个公社办一个酒厂。

这时，马上有5个部门拿出红头文件来反对。他们说，黄酒是专卖商品，是由国营厂指定生产的，要经过国家酒类管理机构登记批准。而且，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

但沈书记下定了决心，他转身赶回杭州找老上级省委书记铁瑛"开后门"。铁瑛被缠得没办法，就批示说："根据实际情况办。"沈祖伦有了靠山，胆子更大了。酒厂的一些设备要用到锡，这可是国家管制的紧张物资。沈祖伦的老关系又起作用了，他直接跑到省物资局局长的办公室去要，一下子运来了4吨。

在艰难的夹缝之中，经一连串的"灰色"操作之下，50个酒厂全开张了。虽然此后不少酒厂办砸了，撑不下去了，绍兴县的乡镇企业也逐步转向了轻纺产业，并最终摘得"中国纺织第一县"的美名，但颇有些瞎子摸象式的"酒厂事件"，实实在在为绍兴乡村工业的苏醒打响了关键的第一枪。

1980年，绍兴县就冲上了浙江省乡镇企业排名的榜首。1983年，全县乡镇企业猛增到3300多家，总产值接近20亿元。

回顾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像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根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乡镇工业也因此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说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浙中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教育水平有限，能人也少。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不能奢望来自政府的"温暖的大手"的帮助。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于浙中南地区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像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暴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就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艰辛，也更加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故事。

把叶文贵称作第一代温州首富一点都不为过。这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先后办过5家工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有上千万元。即使在老板满街跑的温州，当年也少有人敢与他叫板。后来，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他曾被推举作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的会长候选人。

严格地说，叶文贵应该归入"能人"之列。但与颇具领袖气度的鲁冠球相比，面庞瘦削、其貌不扬的叶文贵显然缺乏大手一挥定天下的霸王相。我们在他身上能嗅到的更多的是温州商人的狡黠。而叶文贵极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挖掘商机挣大钱。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没能逃脱同辈人的命运--被下放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当知青。望着无边无际的老林子，许多第一次离家的知青号啕大哭。叶文贵却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他的商人本性又忍不住地躁动起来。

叶文贵发现当地烟糖公司的茶叶要卖十六七元一斤，价格高，质量却一般。再一打听，温州来的知青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茶叶，但是实际上没几个人喜欢喝茶。价格有落差、信息不对称，他觉得自己该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