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31日晚，安徽歙县境内由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政府和一些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被浙江丽水学院教师邬伟民等两人砸毁，引起一片哗然。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沿海走私相对平静。1977年，平静再度被打破；1978年，迅速盛行；1980-1981年初，达到顶峰。这一次，狂潮席卷的主要是浙南温州及台州。因为200海里之外，与之一衣带水的就是台湾。起初，多由福建近海转货。不久，满载私货的成群结队的台湾渔船就直接开进了温州瓯江口、台州玉环大麦屿。名表、收录机、计算机、涤纶布、自动伞，商品琳琅满目，市场人声鼎沸。

数据触目惊心。从温州最南端的苍南县巴曹公社的陡门到卢埔公社的林家院，形成的走私市场长达10里。高峰时，每天有13只走私船进港。据当地10个大队调查，当地百姓参与走私贩卖的占94?郾8%，包括村里的儿童、寡妇几乎无一漏网；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参与者也占了89?郾9%。

对于万人空巷、全民走私的"盛况"，当时的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下这则题为《乡村教师的最后一课》的报道描述得入木三分，极为传神。

吴定法在乐清县三山乡滨海的村办小学教书已四五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对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更体面的了。

那年夏天，走私的风刮到村里，吴定法的想法终于变了。"一次走私走成功，可抵种田300工"。他对这句顺口溜的认同感越来越深刻。

每次走私船一到港，他这个文化人就被请去帮忙记账。忙活完了，都能分到点私货作酬劳。有时是几块电子表，有时是几把折叠伞。他不好意思自己到市场上去卖，就让别人代售，一次就有几十、上百的进账。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也发大财了，凭什么？"这个念头烧灼得吴定法心神难安。

他教的班上有40多个学生。半个月后，座位空了十几个。他心里清楚这些请假说生病或在家带弟妹的孩子去了哪里。

一天清晨，吴法定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上课的铃声响过很久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却只有5个学生。也不知道哪个捣蛋鬼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蛤蟆镜"和一块手表。

"老师，今天上哪一课？"

呆呆地，吴定法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脍炙人口的名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蛤蟆镜"旁边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在哪一页啊？"

吴定法昂起头，用前所未有的坚定口吻大声说："同学们都比老师清楚--做生意！"

最后几个学生欢呼着立即没了踪影。在吴定法收拾好讲义，正准备锁门离开时，发现左边第二排还有个女孩子。她叫赵丽萍，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呢？"

吴定法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这个孩子的眼神："等通知吧。"

不久，学校里其他班级也全停课了。吴定法在私货市场上占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涤纶布，生意不错。一天，摊前围着买布的人少了些。他突然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老师。"定睛一看，竟然是赵丽萍。只见她胸前挂着七八块手表，正缠着两个外地人讨价还价，一脸的汗水。

几个月就变了个人样了，练出来了。将来可了不得！吴定法心里猛地一惊，不知是欣喜还是愧疚。

浙江南部沿海1980年前后走私的大泛滥并非偶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传统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近30年中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手心冒汗。

此外，还有一个具体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