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这样一个好地方，我的祖先家业就兴旺起来，不久又购置了一些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不断地添置产业，开始读书识字，最后终于爬到了最高的一层——士大夫阶级。他们成了乡绅，开始穿绫罗绸缎，学诗书琴画，他们的子孙不久就参加科举乡试。他们不再娶梅县祖邑来的大脚勤劳的女人，而是身材娇小，脸色白嫩的小脚女人，很少出门抛头露面。他们为祖先立了宗祠，并有土地供养维持，还充子孙的膏火之资。他们珍藏着族谱，上面写满了新出生的子孙的名字。他们会栽下一片楠木林，这种轮纹细腻的木料是制造棺材的上好材料，遗体躺在里面不会腐烂。这样后代人从生到死都可以享受前辈的荫庇。

家族规模不断扩大，家族财产共同拥有。儿孙职业、通婚联姻、土地买卖都由家族议事会决定。到了人口太多的时候，也不得不分家，部分家庭带着部分家产分出去，形成地方上的支脉。有的留在郫县，有的则到四川省的其他市镇定居。尽管他们努力践行“五世同祀”的古训，但无济于事。

他们肯定吵过架，也肯定出过家丑。但这种事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记载过失是不吉利的。那些有利于家族统一的事情都被记下来了；那些权威性的最终决定被郑重其事地写在纸上，特别重大的还被刻在石碑上。某个家族成员一时的喜怒哀乐、很快得到纠正的过失与歧误都不会留下记录。跟欧洲的封建家族一样，这里的联姻也是以家族利益为基础，个人无从选择。在这家族绵延的过程中，有一颗看不见的冷酷的心稳定地搏动着，推动着这个家族走过最近这两百年的光阴。从第十七代走到第十九代，走向自己的宿命。只有不曾中断的表面的和睦景象才能把这种冷酷的动力维持下去；一切悖逆与不和都被从记忆中抹去，免得它们强化或激起裂变。

我有一本族谱，由我的三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作序，他是他那一代人当中惟一一个热衷于谱系研究的子弟，或许这就是我1939年到四川时三叔和我聊得如此投机的缘故。我已在两本书中写到过他。全家族中三叔和我在喜欢刨根问底这一点上是最相像的，连我父亲也比不上。我和他一样充满好奇心、充满求知欲，这是作家这种上帝的间谍的特征。不过与我相比，他的探究欲望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他局限于家族内部，而我的激情则推动我超越了家族的界限，努力把握整个时代背后的动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也就是透过一个家族来认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她的昨天来透彻地从整体上把握她的今天。

三叔的序简练地勾勒出了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这种道德体系在封建时代的社会与经济框架中维系着封建士大夫家族。

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皆有其盈缩盛衰，非我等可以操控。惟我先辈所遗正心诚意之品德方能存亡继绝。族人所以设立宗庙，其意即在敬祖尊老，勿忘昔日贫贱之时。祭祖乃致孝之门径，循此可使族人谦恭忍让，恪尽职责，强健血脉，克己利公。我周家所以能依守道德，衰而复兴，舍此无他。自蒙人为祸，濂溪公之七世孙仁德公，南迁入粤，至十五世祖茂发公由粤入川，此等明孝之祭仪未尝中辍。尽忠守正，力农务本，勤勉读书，虽天灾人祸频繁，骨肉亦不曾离散。十七世祖兴华公始定居成都西府南街，置地造屋。十八世祖朝琮公与其诸胞弟在此立祠，供奉列祖列宗牌位，其中一堂，专祭兴华先祖，取名曰“兴华公支祠”。后人自此于此支祠代代设祭，直至如今二十三代矣。“五世同祀”之愿已成，阖族维系一体，未有剖分，共享尊荣。

民国廿六年，倭寇犯我中华。川内廊庙宗祠多有遭国民党军毁坏者，我族诸祠亦颓败倾塌。今我宗室后人，决意重修诸祠，以求承续道统，联络家族各支脉，庶几可保周家绵延兴旺，免于离散相失。

这里把敬祖的意义表述得清清楚楚。很少有人从防止家族成员造成家财散失的角度，从巩固家族统一、维护和扩大家族共有财产及声望的角度阐述敬祖的作用。封建时代的欧洲用法律对继承土地与特权的子嗣进行了限制。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儒家律法也同样注重对土地的保有及由此享有的权力。这就造成了像我们周家这样的拥有土地的乡绅家族的保守性，而中国的士大夫大多出自这样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