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么大的孩子会到处走走，但不是自己单独走，而是跟大家一起走动，去向叔伯姑婶、先生老师，还有爷爷那些显赫的朋友们鞠躬跪拜。我突然觉得十分疲惫，大声哭起来。我受到呵斥，在这种本该高兴的节日里大放悲声很不吉利。第二天我害了牙疼，且发起烧来。为了护齿，我的牙被涂上了一层黑漆。这办法大概是从安南传过来的，那地方至今还有这种习俗。

正月初八是灯节（原文如此，似有误。——译者注）。各家的祠堂都用红布装扮一新，香炉里的香灰堆得老厚。我们抓起一把把香灰扔到花园中的荷花池中，观察那一团团银灰色沉入水底。城里的人们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都会走在鲜花装扮起来的大街上。到了夜里，所有人都会走出家门。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手提灯笼，四处游逛，每家店铺的门前都至少挂出四盏灯笼，照得街衢明如白昼。这其中潜含有竞赛的意味。各家店铺、各户宅院都在暗暗比着谁家的灯笼更好。有些出自灯笼大师之手的灯笼值好几百两银子。

有一年，我提了一盏挺大的鱼灯。鱼眼是玻璃的，鱼鳞是用细铁丝穿纸片做成的。灯笼十分工巧，能随着我的脚步晃动。那鱼摇头摆尾，就像是在空气中游泳。还有一年我得到了一盏鸟灯，是一只展翅飞翔的仙鹤，羽毛画在绢纸上，每一片都是单独画出来的，手摸上去就像摸着一件华美的羽衣，温暖柔软，还微微颤动着，与真鸟无异。

“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个不停，这声音要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会停歇。我们走在东大街上，我们家的店铺广兴行就坐落在这条街上。这条街有一英里长，所有店铺的柜台和夜里用来封闭前门面的门板都上了川漆。这是一种很稠的黑漆，黑中透出紫来，也用来刷地板，能维持五十年不变色。用砂岩铺筑的街面很宽阔，三乘八抬大轿并排而行亦不显拥挤。便道都铺了地毯，家家店铺此时都把这本来当宝贝收藏着的东西拿出来用上。

逢到这种日子，勤俭似乎置之度外了，到处是铺张的场面。孩子们有钱花，他们买松糕、芝麻饼、甜汤圆、杏脯蜜饯吃。我喜欢吃的是那种盛在晶莹剔透的瓷碗里的豆花。制作和出售这种豆花的曹家名闻遐迩，四川各地都有人到曹家豆花店品尝他们的豆花。那口味独特、口感细腻的豆花滑过我的舌面，滑进我的喉咙，引得我连声赞叹。

最后三天晚上，大街摊子上陈列了许多好看的东西出售： 轴画，漆雕或牙雕的屏风，景德镇的著名瓷窑出产的瓷杯和瓷瓶，整匹整匹的绸缎，用贵重的石料碾压成的上佳墨锭，绣花褂子，翠鸟形胸针，绿松石珠串，玉印石，粉红水晶制的香炉，檀木箱子，土耳其产的名贵香料，用来做汤圆馅的新疆无籽葡萄干，柚子，来自北方的香气四溢的兰花，金猴皮，雪豹皮，来自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熊皮，还有长江下游的东部省份出产的质地优良的棉布。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摊子是出卖家底的一种办法。我们正日益穷困。随着鸦片和西方工业产品的潮水般涌入，我们的手工作坊不断破产。无休无止的战争赔款与竭泽而渔的赋税压垮了我们的经济。为了还债，大户人家开始变卖他们的漆器、皮袍、首饰、字画、家具、书籍。我当时不知道那几年是我家气数将尽的日子。有一天我的母亲也要把她的首饰、皮货拿去典当，才能款待我的新妇进门。

七岁的时候，我的书法得到了小伙伴们的一致称赞，但爷爷怕我骄傲自满，就假装训斥我，骂我是个懒虫。随后便遇到了伤心事儿： 母亲再一次离去，回甘肃找我父亲去了。我仍留在成都。等到她和父亲再次回来，已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我已九岁。中国人习惯在实际年龄上增加一岁，也就是把待在母腹中的那段时间也算上。

母亲是我天地的中心。这是一个温柔的天地，什么都从她那里而来，回她那里去。她的存在就是充满了甜蜜的温暖，增加了欢乐的色香味。她的举止端庄大方，深受祖父器重，也得到每个人的爱戴。按照四川人的标准她的容貌算不得完美，脸颊算不得桃腮，眉毛也算不得蛾眉，鼻子也不够小巧精致。但她的眼睛很美，眼光平和，说话低声细气的，很有耐心。她的头发顺滑闪亮，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苍蝇落到上面也会打滑。她用泡着香木刨花的茉莉油护理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