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才是能够经得起时光刀剑刻蚀损毁的？不是那苍苔郁生的秦砖汉瓦，更不是我们今天竞比着愈建愈高的摩天大楼。那便是这举头之月了吧，不是有“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吗？

这月，亦曾普照旧上海。

书院，学堂，文社，茶楼，戏园，穿花蝶飞过，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别样繁华与人情百态尽收眼底。没错，这里确是适宜他的水。他与这样的布景如此和洽，一时间令人恍惚以为，这一切的一切，竟是为他而生的了。

你看，他的一身旧式衣冠打扮从上到下透着华贵雅致。丝缎愈发衬得肌肤莹润，小小的圆帽配着高高的额头，一双细长星目，流盼间如月映幽潭般熠熠生光，神采飞扬。他立在霞飞路街角茶楼的乌木廊柱前，似乎在等着什么人，那样气定神闲，周遭的喧嚣，道路上阵阵轻起的浮尘，与人们向他投注而来的目光，皆被一层看不见的墙挡住，不曾侵扰到他。他既是这样的干干净净，磊磊落落。

历经百年，星月如旧，而外滩的灯火霓虹却已不知增添了多少倍的璀璨。

走过复兴中路，我在一栋栋古董别墅间徘徊。左兜右转，随着夜色一寸寸弥漫加深，我的方向感亦一点点混沌开去，终至第三次经过周公馆门前。晚风吹来，阔大的裙摆不耐，抚动着我定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双腿。风让裙告诉我，走啊，继续走啊。说不定哪一拍，便踏到了昔年他的足迹上。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的，这慈悲尚远非佛教里的慈悲。彼时的他，当与现时的我一样，觉得终是自己懂得这个世界的，这人，和这世间苦难的。于是慈悲既如潮水，时常一波波袭上心岸，化作一腔热血，一股摧枯拉朽般的劲力，驱策着头脑去不停运转，双腿不停去奔走。

此刻，迷失了方向的我，亦终于懂得了他。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疎林杪。

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

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

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

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心里念着当年他作的这首《老少年曲》，对面酒吧的霓虹招牌映进眼里，没心没肺红红绿绿闪烁着，来不及细想究竟何来的那一缕慈悲，泪水就已不知不觉簌簌流下。只有二十岁的他，竟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一切，皆是天意。

生命延续，天伦之乐，知己相伴，名望欢娱，衬在这大上海气象万千的锦绣底子上，是镀上了镏金光彩的惆怅。

卜邻里，虽离城南不远，但许幻园却要他搬去城南草堂同住。不只是倾慕他的诗文才华及翩翩风仪，而是他身上那份皓如皎月般清亮磊落的气息，令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去亲近。

城南文社早在他来沪前一年既已成立，核心人物为宝山名士袁希濂、江阴书家张小楼、江湾儒医蔡小香和华亭诗人许幻园。李叔同的加入，恰如顶起了这戏台子的最后一个角，从此后，便可以锣鼓点咚咚呛呛地敲打起来了。

单只诗文唱酬还不够，五人甚至还结成“天涯五友”。许幻园的夫人宋贞，能诗善画，遂于“天涯五友”合影照为其一一赋诗。写给李叔同的诗便是这一首：

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由此诗当可看出，年纪轻轻的李叔同在当时的上海文化圈里已有一定名望。是金子总会发光，不过一年工夫，他的才华既已受到瞩目。

只是，多面如他，仅只诗文唱酬的一个城南文社，并不足以牵扯尽他的全副能量。他的兴趣爱好尚有书画篆刻与戏曲等等。

1900年春，李叔同与朱梦庐、高邕之、乌目山僧等人，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

朱梦庐、高邕之自不必说，书画上的造诣及名望众所周知。乌目山僧倒是个值得一考的人物，活跃于僧俗两界，甚至涉足政治。与苏曼殊相仿，乌目山僧亦幼年既已出家，师从药龛和尚。药龛和尚为栽培他，曾延请名师教授他，故而，乌目山僧除佛教典籍之外，诗辞歌赋、琴棋书画，亦样样精通。

后因犹太商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离开寺院，来到上海。从此一入凡尘，竟大大做了一番俗世作为。这许许多多俗务中，除了与李叔同他们一起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外，他还加入章太炎的光复会，积极投身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并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与蔡元培等人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和其下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教育并培养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新青年。

直到民国成立，他断却尘缘，重返山门，离开上海，又回到了镇江江天寺，专心研习整理佛典。

冷眼瞧去，世出世间法，世出世间缘，乌目山僧似均已大多匆匆历过一遍。作为当时国难当头，特立独行而又能有所作为的名人，他的出世入世经历，或许对本就天赋慧根的李叔同产生过一定影响，亦未可知。

然而，山僧的某些经历，李叔同必定不会认同。单只与财商的混血妻子有染一项，就不能为传统、严谨而耿介直爽的李叔同所接受。虽然避论旁人与前人是非，曾是他一向恪守的作人做文准则，但道不同不相与谋，自可行之无妨。其后岁月，二人再无来往。

救国兴邦故为其一生奋斗所求，然在手段与途径的选择上，他或许还不能像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那样。不只因为他出身世家，更是他目中不揉半粒沙的真纯本性使然。当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亦对其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

就在李叔同融入上海文化圈，醉心于诗文及书画学习和交流的同时，大清帝国却在各国列强的侵略蹂躏下，加速衰亡。

公元1900年，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强迫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天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狼狈逃离京城。

公元1901年，农历辛丑年，大清朝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赔白银，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以经论政”，否定了东汉以来的儒学和程朱理学，将孔子精神重新定位为改革和民主的真精神，使人们质疑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言：“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

李叔同崇康为师，思想上必颇认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精神。从少年时期推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后来引维新派新儒学思想为知己，他的思想变迁恰与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主流相和。他们寄望于改革旧法，提倡民主，富强国家。可是，暗弱无能的清政府，却正一步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剥削统治中国的工具和帮凶。

多少个夜晚，安坐在城南草堂李庐中的李叔同，内心却像不远处的黄浦江一般，波澜起伏，不能平静。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亦如他自己的命运一般，颠簸于风浪里。风向随时转变，天色忽晴忽雨。而那暗夜里本应负责指明方向的北斗星，与礁岛上的灯塔一道，皆隐没于浓黑无边的烟云中，轻易不肯露出光芒。

心随命动，风雨飘摇，人间处处即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