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划定界限

有关分类好处的最常见的理由是，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么凡是和犯罪扯上一点关系的作品都有可能归入这个类型。这样一来，从《小红帽》1（关于伪装和预谋杀人的有趣例子）到《法弗舍姆的阿尔丁》2，或者差不多所有莎士比亚剧作，都算是侦探小说。理论上确实如此。实际过程中，读者不难区分哪些作品是以犯罪的本质、动机和结果为中心，哪些作品将犯罪放在次要位置。

如果抓住这一点不放会让人觉得厌烦，或许可以举个例子说明。特罗洛普3关注犯罪但却不是犯罪小说家。他的小说涉及诈骗、强暴和谋杀，至少有两部书以犯罪或者表象上的犯罪作为情节的关键点。《巴塞特的最后记录》4里“豪格斯多克永远的助理牧师”约西亚克劳利遭到指控，被控偷了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我们知道克劳利是清白的，但是支票怎么会在他手上呢？这一谜团几乎到最后才解开。丽兹尤斯塔斯的钻石被盗事件是以此为题的小说5的核心情节，这个迷人的谜团又让我们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会真的将以上两本书认定为犯罪小说。其他作家或许会将这些情节作为侦探小说的素材，但是特罗洛普借助表面上的偷盗行为其实另有所指，前一桩案子是为了彰显克劳利先生的痛苦，后一桩案件是想要说明丽兹尤斯塔斯的本性以及她身处的世界的本质。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能将特罗洛普排除在侦探小说家的行列之外。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对于这本书或那本书的看法就不存在差异。具体怎么区分是个人口味问题。

1出自格林童话，有关大灰狼想吃一位头戴小红帽的小姑娘的故事。

2一五五二年匿名出版的一部剧作，是根据真实的“杀夫”事件改编，这个事件在当时社会曾轰动一时。故事叙述女主角为了和情夫结合，雇用杀手“谋财害命”干掉自己的丈夫，事后败露而被绳之以法。虽然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认为它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但是它的地位从未得到正式承认，因此也无缘入选《莎士比亚全集》。近年来有研究者通过电脑程序最终证明，《法弗舍姆的阿尔丁》确系莎翁之作。

3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六七年供职于邮政总局，并在英国推行邮筒。他创作了《养老院院长》（1855），《巴切斯特塔楼》（1857）在内的六部“巴塞特郡”小说以及六部“帕利瑟”政治小说。

4特罗洛普于一八六七年发表的作品，“巴塞特郡”系列最后一部。

5指特罗洛普的《尤斯塔斯的钻石》（1871）。

为什么阅读侦探小说：心理学的考察在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非共产党政权的国家里，犯罪文学受众广泛，几乎肯定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小说。海格拉夫说，一九四○年美国犯罪小说占据了所有新出版小说数量的四分之一，大部分都卖往租书店或公共图书馆。这个比例如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虽然在英国租书店几乎不存在了，公共图书馆成了精装本犯罪小说最重要的购买者。不过，随着平装本数量的增长，大大改变了这一情况。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任何一位犯罪小说名家都能保证平装本的销量，而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家和冒险小说家的作品销量巨大。这类书的读者不分阶级和收入水平。政客和政治家们尤其觉得阅读侦探小说容易让人放松（这种赞美并不可靠）。一八六○年时亚伯拉罕林肯欣赏爱伦坡的作品，约瑟夫斯大林后来也喜欢上了他。伍德罗威尔逊1“发现”了J.S.弗莱切的作品，这位约克郡的侦探小说作家兼记者如今已被人遗忘。罗斯伯里勋爵2因为拥有福尔摩斯故事短篇集《回忆录》的初版本而自豪不已，斯坦利鲍德温首相3非常欣赏安娜凯瑟琳格林的《利文沃兹案》＊，约翰F.肯尼迪喜欢伊恩弗莱明胜过其他同类作家。虽说有点儿夸张，但是正如某位作家所说的，犯罪文学是“最聪明的读者之最爱”，至少弗洛伊德喜欢看多萝西L.塞耶斯的书。从表面上看，他们以及其他读者想要寻找的是真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让人欢愉的刺激。但是为什么这些受人尊敬的人喜欢看侦探小说或者惊险小说呢？前者关于犯罪和破案，后者的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获赞许。

不可思议的是，心理分析学家忽略了犯罪文学的阅读动机这一问题，这类文学的史学家也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第一篇对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文章是利奥波特贝拉克博士于一九四五年所写的《关于侦探小说的心理学以及相关问题》4。贝拉克博士谈到侦探小说的内容时说，“犯罪和挑衅事件允许本我5的冲动产生假想的满足”。换句话说，首先，读者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罪犯。这样的假想很安全，因为“它（小说）完全与现实无关，而且很快超我就会对侦查和随之而来的惩罚感到满足”。正如现在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意识到的，对一九四五年前后或更早的侦探小说来说确实如此，不过现在的作品所催生的幻想不尽相同。随后，贝拉克表示，侦探是“以自我为偶像，充满了原始性格、渴望完成心愿的超人”。本书下文将对此观点予以支持和阐述。

1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

1924），美国政治家，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1913—1921）。

2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

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1847—1929），

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第四十七任英国首相（1894—1895）。

3斯坦利鲍德温（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三次出任首相。

*新星出版社二○一○年二月出版。

4载于《心理学评论》一九四五年第三十二卷403—407页。

5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是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进行分析时所提出的概念，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对人格的结构有详尽的介绍。

本我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本我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

自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但在自我中也许还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东西。

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

还有一些相当基础性的看法。查尔斯莱克罗夫特博士于一九五七年在《心理分析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1，其观点对侦探小说心理分析最具启发性。莱克罗夫特在开头讨论了另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杰拉尔丁皮特森-克拉格的假说2。皮特森-克拉格认为侦探小说源于婴儿时期的“原始场景”3。谋杀象征父母间的交媾，受害者是双亲之一，线索象征着神秘的“夜间的声音、污迹、无法理解的成人笑话”。按照他的说法，读者通过成为侦探满足小时候的好奇心，“彻底补偿儿童时期无意识中留下的无能为力和不安内疚的记忆”。

莱克罗夫特给这个观点加上有趣的注解。如果受害者是双亲之一，那么谁是罪犯？罪犯是“读者对父母不曾说出的恨”的具体表现。因此“读者不仅仅是侦探，同样也是罪犯”，“在虚构的侦探小说中，侦探或主人公会发现他就是自己正在寻找的凶手”。莱克罗夫特以《月亮宝石》为例，验证他和皮特森-克拉格的观点。但这个例子并不完全让人满意，虽然其中充满了福尔摩斯式的心理分析语言。（“这里并不需要……指出印度橱柜的抽屉、用来装饰的油画和睡衣上的血渍的象征意义，也不需要指明富兰克林在向雷切尔4求爱时戒抽雪茄的事实。”）可能是由于对这类小说不熟悉，莱克罗夫特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即只有某些时期的犯罪小说遵循他所提出的理论。早期犯罪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就是罪犯，就算近来不少作品的主人公也会是罪犯，或是假装为罪犯，1指查尔斯莱克罗夫特的《侦探小说：心理分析方面的观察》（A Detective Story: Psychoanalytic Observations），载于《心理分析季刊》1957年第26卷229—245页。

2指杰拉尔丁皮特森-克拉格《侦探小说和原始场景》（Detective Stories and the Primal Scene），载于《心理分析季刊》1949年第18卷207—214页。

3也译作“原初场景”，弗洛伊德提出的名词。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涉及许多梦不能被理解，于是自由联想，而逐渐解释了梦，逐渐见了童年的经历——原始场景，所以叫原始场景。弗洛伊德和患者一道构拟了这个原始场景，认为患者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曾经观察到父母性交，这样一个印象在患者后来的童年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患者本人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原始场景、姐姐的性引诱、阉割威胁和寻求父爱的共同作用下，患者发展出了一种同性恋的受虐倾向，然后在宗教的影响下以强迫性神经症的代价压制了这一倾向。其后患者的生活继续受到这一系列事件的深刻影响，包括后来的性对象选择。

4两人是《月亮宝石》的男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