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开工典礼的顺利进行，路边摊贩内部面临着巨大的管制危机，大部分摊贩感觉到我们拆除的意志强烈，所以决定合作。这一来，路边摊贩代表显得更加恐慌了。他们与其他路边摊贩组织、贫民组织取得联系，示威活动反而进一步激化了。

路边摊贩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且就算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宗旨也应该是带领摊贩们好好做生意。如果只是进行无谓的抗争，这样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不能再劝说了吗？”

“百分之百不可能了！我认为再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非常困难，看来现在是实施强制拆除的最佳时机，不能再让市中心工程因为示威活动而处于瘫痪状态了。”

建设企划局局长一再强调，必须严厉整顿路边摊贩。

“D-day”马上确定了下来，但前三次都被迫延迟。核废弃场、劳动争议等问题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忙于维持治安。因为核废弃场问题，全国三分之一的警员都出动了。于是我们这边就没有警员支持了。

我决心已定，直接出面说服警员主管机关。

“市长，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在清溪川，不能动用警员整顿路边摊贩。”

“为什么不可以？”

“据说六个人有自焚倾向，压力太大了。”

真是进退不得啊！

“我相信路边摊贩工作小组的能力，如果继续劝说，就不会引发极端的对立事件。”

事实上，由于路边摊贩工作小组和路边摊贩代表长期以来的较量，彼此之间都已经了如指掌。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情都还不错。当路边摊贩代表说要在奖忠坛公园摆宴时，我们的路边摊贩工作小组也决定提着酒前去赴宴。

路边摊贩代表很清楚我们的“D-day”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小组也对路边摊贩代表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然于胸。虽然有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有信心将伤害减到最低。

2003年11月29日晚上十点多，我向清溪川出发。一周前，我们最后确定把“D-day”定在30日。这段时间以来，路边摊贩工作小组连夜动员市政府的所有力量，准备编成整顿小组，到29日白天已经基本完成准备工作。那些同意拆除、准备把摊位临时迁到东大门运动场内的路边摊贩，我们在他们的摊位上张贴了黄色标签，以便在“D-day”直接管理。

此时已是深夜，我乘坐的汽车缓缓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前几天从三一公寓里搬出来的废旧家具和垃圾堆在道路两旁。到处都在焚烧废弃轮胎，黑烟在夜色中弥漫开来。我看见了汽油和煤气罐，还有人拎着铁管从我的车旁走过……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再次赶往现场。路边摊贩们喝了一夜的酒，试图缓解紧张的情绪。现在，他们已经累了或喝醉了，一个个东倒西歪。

从前天晚上开始，建设企划局局长就在清溪6街和7街之间的大厦楼顶设立了指挥部。警员负责人和局长讨论之后，准备亲临一线指挥拆除。

当时，我就坐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这里虽然不是局长所在的大厦楼顶，但也能清楚地看到现场发生的一切。

上午七点左右，原本打算正式实施管制，但又刻意延迟了。因为这些路边摊贩整夜喝酒壮胆，正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如果现在刺激他们，恐怕会出事。

“我们谈谈吧！”

路边摊贩们已经在等待中失去了耐心，要求和我们谈判。我们的谈判代表只身朝路边摊贩代表那边走去。双方都希望对方做出让步，于是谈判陷入了僵局。我们表示，如果他们主动拆除，就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还让他们按计划搬进东大门运动场，可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我方的谈判代表往回走的时候，双方阵营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

十点三十分，局长一声令下，50个拆迁队同时进入现场。路边摊贩们惊惶失措，左冲右窜。为了震慑警员，他们把四处堆放的废旧家具和废弃轮胎都点着了。可是，突然间风向一转，有毒气体开始朝着示威队伍的方向吹去。结果，所有的路边摊贩都吓得四处逃散。相反的，由铲车、警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拆迁队迅速掌控了局面，开始实施拆除。公务员们在旁边用相机拍照，铲车把摊位铲起来装进拖车。下一步工作紧随其后，贴有黄色标签的摊位被送往东大门运动场，没有贴黄色标签的摊位被送到兰芝岛公园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