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研究状况和理论结论均与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及现实重要性不相称。特别是，有些研究虽然引用了一些具体的案例，但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许多研究者由于对当代中国农民抗争的事实缺乏真正的把握，对相关问题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似是而非，提出的政策性主张也只是泛泛之论。我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2000年我发表了题为《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的调查报告。我通过对湖南几起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后认为，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党政行为失范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是农村社会政治性冲突的基础性根源；而制度错位使民间权威膨胀在体制外造就的一批农民利益代言人，是这些事件最为中坚的力量。为重建农村社会秩序，在进行利益整合的同时，需要对农村政治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其中最为现实的对策就是将具有对抗性的地方权威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运行之中。在这之后，我还发表了《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分析》、《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对策》、《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分析》、《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虽然表达了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这样的问题，但主要是在对抗争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研究的是“现象”本身，提出的对策也局限于技术层面，而且更多是从农民的视野来进行表达的。

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赵树凯提交了《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一文。这是一篇具有启迪性的课题研究报告。赵树凯指出：“当前中国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而主要不是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的资源利益纷争；其次，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已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第三，体制内抗争（如上访请愿）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是，体制外行动（如暴力抵抗）也明显增加。在这种新的情景下，冲突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基层组织的角度。”根据这种思路，他从农村组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认为，“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性，化解乡村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如果说，20世纪末以来，我国学界也有少数具有政治敏锐的学者关注过农村社会冲突的话，赵树凯所表达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同我已完成的工作一样，这些研究对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建构，没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究。

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则可称得上是一部以农民集体上访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专著。它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写作的。可“实际上是要通过对平县山阳乡长达20多年的移民上访及政府摆平过程的细致展现，来揭示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因此，它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民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和重要结论，特别是作者在这里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把握，为我们构筑了一幅丰富而生动的现代农民上访的立体画卷。然而，应星所研究的农民上访只是农民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因水库移民这一具有特殊利益目标所进行的诉求活动，我们也就很难要求这部著作能够全面回答上述所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