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内地学术界刚好相反，在海外学术界，对于抗争性政治的研究，一直是政治科学的核心问题，而对农民的政治抗争研究也更是核心中的前沿，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然而，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并没有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真正的影响。其中，对内地学者较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项：即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柏珀金（Samuel Popkin）的“理性的农民”和李连江等的“依法抗争”。

詹姆斯·斯科特是美国著名的农民问题研究专家。他的著作为我们理解农民政治生活和反叛的基础及形式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这部著作中，他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并提出了“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这一重要概念，且特别强调了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为了具体描述农民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日常反抗形式具有共同特点：他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显然，斯科特的理论是有解释力的，国内有些学者就运用他所提供的解释框架来解读中国农民的日常反抗。但是，由于斯科特是以东南亚国家农民为考察对象的，他的许多结论对于具有独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他所指出的日常反抗的武器，并不能解释当代中国农民进行的许多抗争事实。

柏珀金1979年发表的《理性的农民》则采用了一种与“道义经济学”不一样的理论解释：理性选择的方法。“这一方法与道德经济学之间在解释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区别，主要在于：道德经济学所着重解释的是革命的起源问题，理性选择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中农民以及其他个人所面临的何去何从的选择问题；道德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是农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以及乡村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传统制度的功能性，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则是在各种机会许可和各种条件制约下个人的利害权衡和行为选择的复杂性；道德经济学从维护共同利益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并认为共同利益是促成集体行为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理性选择则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并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集体行为的关系作为必须解释的重要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柏珀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对革命的集体利益的认同本身并不一定足以使农民个人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因为，“既然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放农民而且每个农民都可以享受其革命成果，那么，有革命的集体行动就比没有强；但是，既然革命成果人人有份，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个农民的最佳选择就会是‘坐享其成’，等别人去奋斗和承担参与集体行动的风险，而自己则等待分享革命的成果；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去权衡利弊，那就没有人会积极参与集体行动，哪怕大家都意识到集体行动将会使大家的现状得到改善；结果就是大家的现状都没有得到改善”。在这种意义上，单靠简单地讲农民在革命中的共同利益（不论是指维护传统的秩序还是指远大的革命目标本身）并不足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革命动员者必须发挥‘政治企业家’的作用，找到克服‘搭便车’的具体的机制，使参加革命成为农民个人的最佳选择。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不再是基于空洞的口号，而是植根于每个农民对利害的权衡”。同斯科特一样，柏珀金这些理论成果根源于对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分析，国内学术界鲜有将这一理论成果运用到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