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减负代表”、“上访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领导农民与基层干部进行抗争？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要打击他们？村民们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不惜采取集体行动冲击会场营救他们？他们被打击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减负上访活动？

于是，我在2000年年初开始了有关上述问题的社会调查。我最初进行的调查是广泛的，我几乎调查了湖南省近十年来所发生的全部较为严重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我本想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但后来，我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通过对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产生地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尽管如此，我还是力求在字里行间表述我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将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作为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我希望通过对农村利益冲突与政治权力关系相关性分析，使人们认识到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基因。为了张扬这种思想，我在这篇博士论文以《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名出版时，节选了部分有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调查记录，作为该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

《岳村政治》出版后，学界给予了重视。在报刊发表的众多评论文章和学术机构举行的专题讨论中，除了赞扬之外，我还得到了许多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建议。这让我感到有进一步表达自己观点的必要。于是，我决定利用已有资料完成两部著作。一部是《湖南农民运动再考察》，将以20世纪初湖南农民运动为研究样本和表述对象，通过对那场激动人心的历史运动的再现和解读，试图建立新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与革命的理解。另一部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我想在这部著作中，以20世纪末湖南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研究样本和表述对象，在试图合理化农民维权抗争的同时,将调查时所关注的“现象”进行“学术”化。在我看来，这些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主要有：

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贡献？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尽管实证研究因为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髦装饰，受到了许多“伪实证”的困惑，而正在败坏着名声，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宣称自己所进行的研究是以实证主义为方法的。然而，为了使我所进行的研究与那些所谓的“实证研究”区分开来，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观察、解释、分析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解释成为一种“社会调查”。因为，实证研究，无论教科书如何界定，它绝对不是靠从报刊上收集数个案例作为“论文”的填充素材；也不应该是为获得“灵感”而到乡下的走马观花。在我看来：实证研究，它是一份笔录，是有关全部调研过程的真实记录；它又是一份证据，是对确定事实有效性的判断；它还是一份呈词，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主张和说明。它不仅表明了一个研究者的技术手段，而且更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