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廷对同仁堂的这种态度，表现了清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和对正在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的歧视。因此在预付官银、拟定药价时，不问市场上药价的涨落，不问资金周转的长短，不管商家能否承受得起，甚至长期不调整药价。但另一方面，由于宫廷对药物的要求极高、极严，也迫使同仁堂非常重视药物的质量，不敢稍有懈怠。

供奉御药不仅会赔钱、受气，甚至会杀头。在乐家祠堂中，有一个没有头的布人。这其中深藏着一段让人震恸的惨案，一段可能永远也揭不开的秘密。

乐家有一个辈辈相传的说法：就在乐家供奉御药后不久，一位亲王死了，据御医查验的结果，说是同仁堂的汤药里出了毛病，虽然人们猜测亲王很可能是死于政敌之手，但是真实的原因无人敢说，于是乐氏的一位后代被斩首于菜市口刑场。

由于《乐氏宗谱》明文规定“凡人死于非命者，不入宗谱。不能在乐氏祖宗祠堂里立牌位”。因此，乐氏祖先堂中没有给这位被冤杀的祖先立牌位，而是代之一布衣小人，上面没有头，以作警示。

既然供奉御药如此之难、如此之险，同仁堂为什么还要继续供奉御药呢？首先，供奉御药，可以大大提升同仁堂的信誉。谁都知道，只有质量最好、信誉最高的药铺才会被指定供奉御药。凭着雄厚的实力和长年坚持不懈创下的信誉，再加上皇家的权威，同仁堂和许多著名大药铺往来时，都可享受优惠。清代后期，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等四大药栈。同仁堂和这四大药栈作买卖，动辄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大宗生意，都是先拿货，后付款，实际上等于大大增加了同仁堂的流动资金。

在广大百姓的心目中，“供奉御药”就意味着品质好、档次高，因此他们也都愿意买同仁堂的药。同仁堂需要的药材不仅要求质量好，而且数量还极大。各大药商自然也愿意把好货、紧俏货尽先提供给同仁堂。例如，同仁堂到营口药店采购大山参、鹿茸，去河南的“杜盛兴”老号采购名牌“杜字”麝香，都会享受到别的药商享受不到的优惠。

还是靠了皇家的特权，同仁堂曾经多次打假，使“同仁堂”这一著名品牌得到了保护。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前后，大栅栏周围的一些旅店、会馆、饭馆附近，出现了一些售卖同仁堂药物的人，他们常常哄骗顾客说，自己原本是同仁堂的伙计，因为和铺东不和，被开除了。因为气愤不过，就私下把同仁堂的药盗出，愿意低价出售，并宣称“货真无疑，诚可对天；不为赚钱，只为出气”。同时还会拿出同仁堂的门票，以证明自己的话。有人既崇信同仁堂的名声，又图便宜，就买了他们的药，结果不但没有治好病，还致使病情加剧，有的甚至丢了性命。

同仁堂发现这种情况后，报告了中城察院。中城察院又称中城都察院，是五城都察院的下属机构。都察院是专管地方治安的机构，因为清代把京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在五城都察院下，各城又有自己的察院。办理此案的中城察院一看，事关同仁堂，那可是给皇上供药的，这案子非同小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全力缉拿罪犯。经查明，原来这是一起团伙作案，参与作案的为数不少，为首的是两兄弟，一个叫于大，一个叫于二。他们带着一批不逞之徒，招摇撞骗，“历年以来，受其欺哄者不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