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于二等被捉拿归案后，中城察院一声号令，将他们用枷夹上，拉出示众，以儆效尤。同时发布文告：有人再敢冒充同仁堂的人卖假药，同仁堂有权将其扭送察院，“定将该犯加重治罪，决不宽宥”。

同仁堂也声明：“乃有无耻之徒，偷刻本堂门票，造做假药，勾串客店、会馆，谬称其药自本堂盗出，自甘认贼减价骗人。历年以来，远近受其骗哄者不知多少，病人受此耽误者更不知多少，损人利己，大伤本堂修合济世之心。”并劝告顾客亲临同仁堂购药，以免上当受骗。

维护自身的声誉和权益，是长期、反复的过程。利用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骗人贪财的行为，不可能一下子杜绝。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三月，一个伙计急匆匆地来找同仁堂店东乐孟繁：“东家，杨梅竹斜街开了一个新店叫‘同人堂’，和我们就差一个字，那是一撇一捺的‘人’，不是‘仁者爱人’的‘仁’，是不是我们的分号？”

“杨梅竹斜街离大栅栏这么近，我干吗要在那儿开分号？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乐孟繁回答。

“我琢磨着也是。”伙计说，“可是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音，客人很容易弄混了……”

这提醒了乐孟繁。反正杨梅竹斜街也不远，他当即约上药商张志云，和那个伙计一起，赶到杨梅竹斜街去探个究竟。

到了“同人堂”，乐孟繁他们看到两个伙计正在招呼顾客。客人问：“你们这个同人堂和大栅栏的同仁堂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家。”

“那为什么中间的‘人’字不一样呢？”

“音同就行了呗。”

“你们别是冒名的吧？”那个顾客半信半疑。

“嘿，我们作买卖就讲诚信二字，不信您看我们的仿单，不是和同仁堂一模一样吗？要是有假，您把我们招牌砸了！”

“要是有假，您可以告官去。我们是专供御药的，不怕告！”

看到这种景象，乐孟繁气愤地说：“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这么近的地方冒充咱们同仁堂！”

于是，乐孟繁和张志云联名将“同人堂”告到了五城都察院。五城都察院立即命中城察院派人前往杨梅竹斜街查访。中城察院立即封了“同人堂”，将有关人员悉数捉拿归案，并贴出了一个告示：“据同仁堂铺东乐孟繁、商人张志云呈称，杨梅竹斜街开设同人堂药铺，显系冒名影射，以假混真，且有渔利小人私刻同仁堂门票，售卖假药误人病症……似此影射冒充字号，亟应严行禁止。……倘有前项私合伪药，假冒该商号票，以及有意若混乱该商字号各情，许尔等禀明，立即严拿，详呈惩办，决不姑宽。毋违特示。”

同仁堂打假行动果断、及时，而且凭借清朝政府的力量，力度非常大，因而能有效地扼制造假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因为供奉御药，同仁堂还多次靠着皇家的特权，转危为安。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的一天，大栅栏突然火光冲天，在“同仁堂走水了！”“同仁堂走水了！”的惊叫声中，同仁堂的店铺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尽管同仁堂的上上下下为灭火竭尽了全力，保下的只是一块除了断墙残瓦，什么也没有剩下的房基，以及堆房里残存的一点药材。这时的同仁堂真可谓祸不单行，不久之前，铺东乐以正病故。同仁堂预支了官银，还未及把货办完，就遭“祝融之变”，加上以前乐礼欠下的钱，即使把保下来的那块房基和药材全部赔上，也不够还债的。乐氏承继人乐以中尚在幼年，只能靠乐礼的夫人乐张氏强撑门面，一门孤寡实在难以为继，只好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写了一纸呈文，请求不再承办官药。乾隆皇帝考虑到同仁堂始终兢兢业业，小心翼翼，为皇家遴选“地道、纯净、上乘”的药材，精心为宫廷制作质量高、效果好的各类丸散膏丹，还要以身家性命做为药品的质量担保，实在难得。更何况，同仁堂的药物早在乾隆的爷爷、父亲那一辈就有了口碑。京城虽然有不少大药铺，但是和宫廷往来密切，值得信任的又有几家？再说，乾隆七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乐礼突然“请退官药”的事，当时也曾允其所请，并张榜招纳其他商号供奉御药，可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大药铺，竟没有一家揭榜。乾隆只好以皇上的威权支持同仁堂，打压私债，扶了同仁堂一把。现在官商人等都知道皇帝曾不惜动用皇权支持同仁堂，同仁堂这块招牌因此更加金光闪耀了。如果现在同仁堂忽然倒了，那人们还不得笑话皇上无权无威无能吗？因此，乾隆皇帝决定，还是要给同仁堂撑腰，不过，这回要换个法子。